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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之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阔人，或官，或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均已多数凋零，家事没落。有的是子孙挥霍一空，嫖赌不务正业；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屈指计数，四、五十年前的阔人，现在家务没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难得一、二家。

不独上海为然，在敝处湖南家乡，亦复如是。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督抚二、三十家，提镇五、六十家，现在多数萧条了。内中文官多人，比较财产无多，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说，如曾、左、彭、李[1]数家，钱最少者，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在社会服务。曾文正公[2]曾孙辈六七人，在国内外大学毕业，三人充大学教授。左文襄公[1]曾孙数人，亦以科学专门。李勇毅公[2]孙辈，有充大学教授的，曾孙多大学毕业。彭刚直公[3]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无积蓄留钱与子孙之心，子孙就比较为贤才。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数家，现在后人多数萧条。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十万、二十万的，（多数系战事平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始能发财。至有五六十万，近百万的，不过三四家，如郭、席、杨[4]等，均系后来从陕甘及云贵军务归来者。金陵克复时，文正因湘军暮气，急裁湘军，剿捻时改用淮军。故湘军老将，富者极少。）各家后人，亦多数衰落。能读书上进的，耳中殊少听见。

我家与中兴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为通家瓜葛[1]，故各家兴衰情形，略有所知。至安徽文武各大家，前时富厚，远胜湘军诸人。今都凋零，不堪回首。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才到第三代，已都如浮云散尽。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子孙却多优秀。最明显的系曾文正公，位最高，权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时只有银二万两；除乡间老屋外，省中未造宅第，未买田一亩。手创两淮盐票，定价极廉，利息甚厚（票价二百两，后来售至二万两。每年利息三、四千两。当时，家有盐票一纸，即称富家。）。公特谕曾氏一家，不准承领。公逝多年，后人无一盐票。若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二百张，极其容易。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无碍，君子之所不为。此事当时家母闻知甚详，外间少有知者。《中庸》说的：“君子之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2]这叫做表里如一，系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行不通。现代的政治学家大须注意。公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一钱寄家”，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诸葛公[1]同一风格。因此，当时将领僚属多数廉洁，民间无形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即是暗中为民造福。如自己要钱，则将领官吏，人人都心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请一观近数十年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长官廉洁不廉洁的影响极大。所以《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别人的利益幸福甚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田产，能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使子孙无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再举几个例如下。

宋朝范文正公[2]，做穷秀才的时候，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做宰相，便把俸禄全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南园作自己住宅，后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此屋既会发贵，不如做了学堂，使苏人子弟在此中受教育，多数人都贵，就更好了。立刻将房子捐出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一家独得好处。结果到底，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卿侍，而且个个道德甚高。诸儿先请他在京里买园宅一所，以便退老时娱乐，他说：“京中各大官园林甚多，园主人自己不能常游，谁还不准我游。何必自己有花园方能享乐。”几位公子，共一件好衣，出门时轮换穿着。因为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俸钱，都作了施济之用，所以死的时候，连丧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方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独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济众。所以曾孙辈又再发达，传至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今已八百年，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与子孙吃，请照范文正公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1]，他系元太祖（即成吉思汗）[1]的军师，元太祖的军事多数由他决策，他却是借此救全无数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劝元太祖勿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刻苦。他系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淡泊。破燕京时，诸将到府库民家收取财宝，他只吩咐将库存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大得其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则徐）[2]，他系反对英国，致引起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肯要发财，当时发几百万很容易。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故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英人鸦片两万箱。后来，英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后攻陷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人谢罪讲和。林公死后，也是家无积蓄，但是子孙数代书香不断，曾孙辈尚有进士、举人，至今存在。前数年过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亦系其中一个，而且道德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时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就是广东的南海伍氏及潘氏[1]，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书画家多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有伍氏、潘氏的图章，表明此物曾经在两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物品，又已流到别家。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他们的后人，不听见一个了。这两家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在当时林文忠公，总算太笨了，有财不肯发，反弄到自己革职办罪。从数十年后来，看他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认识的可举几个例。一个是江西邹姓。四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萧邹两姓，同是盐商领袖。）一日，老翁至萧家，怒气勃勃，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来信，说湖南灾荒，官府向彼劝捐，他就代东翁[1]认捐了银五百两。老翁嫌他捐得太多，所以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之富，出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一日，谭组安[2]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大富？他说，别无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八十多岁方死，遗产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数年，已经空了。内有一房，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独较好，也是种种意外衰耗，所余不多。若论常理，无论如何，每房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竟有如此之快。若问是如何败法？读者试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未取非分之财；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不知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存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是不仁慈、不平等之极。除了本人自受到业报外，还要受余报（《易经》所谓“余庆”、“余殃”是）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昭彰，能够醒悟。（本人所受的报，若非现世，人不能见。）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数年前的地皮大王陈姓[1]，家资四千万，兄弟两房，各二千万。民十四年，我到他家吃饭一次。房屋十分华贵，门前一对石狮子，上海是少见的。他的客房，四壁装玻璃架，陈列的古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人。惟有学问、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好处的门客来恭惟奉承。以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以为荣耀。但是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大不容易了。这是普通人类，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七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损失，以致破产。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翁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就是某某花园[1]的主人，人人知道的，近日报纸上常常有言论讥评：说他们生平对于公益慈善不肯帮助。说他有遗产八万万。试一设想，房产八万万的收入，照二厘利息计算，应该每年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作救济贫民之用，全上海的难民，可以得救。在三年前，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粮食每月二元，全年不过二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共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二万余人，前年不到一万有余，再前年不过几千。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二、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穷民。即自己家用，若无特别挥霍，无论如何阔绰，可以一年余若干万利息作储蓄。一面得到了美名誉，一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一面又仍然每岁增加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算盘，实在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一总都归到自己任意挥霍，及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竟不料这肉身会死，既无子女，当然财产全归别姓。又不料某方势力会忽然的崩溃，又换了别的权威，来管束他的产业。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徒然带了一身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一片不美的口碑，留于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药师经》开宗明义，就详说悭贪不舍的罪过。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按：《罗汉菜》所载此处多一段话：“他们以为我尽管悭贪，一面做点佛事功德可免得受恶报，还可以生天得福。不晓得佛法重在直心，最忌谄曲（即是取巧）。如果一面造罪，一面花点钱求免罚，菩萨如何能保佑这等巧人？”）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无用处，明知多数人饿死，不肯施财救济。从道德上责备起来，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有余，而不肯布施的，负的杀人罪更重。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立在井边，快会落井了。一人在旁立着，全不开口，也不扯开他，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说，此孩算是被他杀死一样。富人见灾不救，正与此一样。何况大富如此，连利息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的一样？杀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用骄慢心，以信佛作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已经做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窃恐天地鬼神，决不如此含糊宽恕。所以我说此一段，望大家分别真伪，打破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且俄国托尔斯泰曾说：“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情有可恕，至信佛的人，万万不可如此。总要大家发起真实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不偏不枯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列如下：

一、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按：此文写于1942年，六十年来指1882年以来。）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的；

六、大富的家，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要受道德的谴责、业报的支配；

七、佛法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所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与佛法不相应。

以上是本文上半段的大意。下半段再说明保子孙发富贵确切可靠的方法，亦有事实为证，不是空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