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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窥基（６３２—６８２）

窥基，是玄奘的高足弟子，俗姓尉迟，因其著述常题名基，或大乘基，后人称为窥基，京兆长安人。他生长于以武功受封的贵族家庭里；父亲尉迟宗，唐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封江油县开国公。窥基出身将门，少习儒经，善于属文。九岁丧母，平时常感孤单，渐疏浮俗，早有出家志向。唐贞观十九年（６４５），玄奘游印归来，回到长安，从事于传译事业，并很注意物色、培养传法的人才。偶然在路上遇窥基，见其眉目秀朗，举止大方，便有意度他为弟子，亲自去和他的父亲商量，得其允许。但因为窥基出身贵族，出家须经手续，直到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十七岁时，才正式舍家受度为玄奘弟子。先住弘福寺，同年十二月随玄奘迁入大慈恩寺。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复有朝命度窥基为大僧，并应选学习五印语文，这时他年二十三岁。二年以后，即应诏参预译经。从此，他一直跟著玄奘参加慈恩、西明、玉华等的译场，随从受业。麟德元年（６６４），玄奘在玉华宫译场逝世，译经事业中止。窥基重新回到大慈恩寺，专事撰述。以后曾有一段时间，在他的祖籍附近游历，沿途仍讲经造疏，从事弘化。他还曾在五台山造玉石文殊像，写金字《般若经》。永淳元年（６８２）十一月十三日，窥基在慈恩寺翻经院圆寂，年五十一岁。十二月四日葬于樊村北渠，靠近玄奘茔陇。后于文宗太和三年（８２９）七月启塔荼毗，迁入平原新塔。

窥基随侍玄奘参加译场，前后九年，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玄奘译籍中标明窥基笔受的，有《成唯识论》十卷、《辨中边论颂》一卷、《辨中边论》三卷、《唯识二十论》一卷、《异部宗轮论》一卷、《阿毗达磨界身足论》三卷。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成唯识论》的翻译。这是一部解释世亲所造《唯识三十论》而属于集注性质的论书，是中国传译瑜伽学一本十支中的主要一支。世亲造《三十颂》时，没有造释就去世了，后经亲胜、火辨等诸论师相继作释。玄奘在印度，将著名的十大家的注释都搜集了回来。开始翻译时，拟将十家注释各别分译。但不久，窥基就向玄奘建议：将十家的注释糅合起来，成为一部，作出定解，以免后人无所适从。玄奘同意他的建议。窥基自己说这一部译典是‘商榷华梵，甄权重轻，陶甄诸义之差，有叶一师之制’。对于十家疏义，采取了护法的注释为主，加以抉择组织。这种糅译的体裁是窥基独创的，他在《唯识枢要序》里说：‘虽复本出五天，然彼无兹糅释，直尔十师之别作，鸠集尤难，况更摭此幽文，诚为未有’。可见他对于本论的译成，是有创造性的贡献的。《唯识二十论》，原有后魏瞿昙般若流支和陈真谛的两种译本。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自序》说：‘今我和上三藏法师玄奘佼诸梵本，睹先再译，知其不闲奥理，难具陈述……基受旨执笔……删整增讹，缀补纰阙，既睹新本，方类世亲’。这段话是他对于佛典新、旧译本优劣的总评，也说明了新译是从那些方面来校正旧译的。

玄奘在译经期间，每‘黄昏二时讲新经论’，‘译僚僧伍竞造文疏，笔记玄章并行于世’；玄奘在印度所学的微言大义，就通过这种方式流传。窥基随侍受业，多闻第一，他又是当时造疏最多的一人，称为百部疏主。他的注疏，很多是在玄奘亲自指导之下写成的，如《成唯识论述记自序》说：‘凡兹纂叙，备受指麾’。《唯识二十论述记自序》说：‘我师不以庸愚，命旌厥趣，随翻受旨，编头述记’。他在撰述中遇有疑难，随时向玄奘请示，惜《二十论》疏尚未完成，玄奘就去世了。一部分著作是在玄奘去世后才著手写的，如《杂集述记·归敬颂》说：‘微言咸绝杳无依，随昔所闻今述记’。这些述记，大体上包罗了玄奘学说的主要内容。

窥基的著作，共四十三种，计现存三十一种。其所注疏的经典，除《金刚般若》、《法华》、《弥陀》、《弥勒》、《胜鬘》等经外，其余所释诸经论本文，都用玄奘译本。

窥基的著作，善于提纲挈领，建立体系，如《法苑义林章》七卷，把瑜伽一本十支和各宗不同的法义都归纳起来，抉择贯通，细至一字之微，也有专章分析，如《法华为为章》把《法华经》中所有‘为’字归纳起来，得出平声‘为’有九训，去声‘为’有三训，表现出他所提出的‘示纪纲之旨，陈幽隐之宗’的特征。他不但通达声明，并且精熟因明，‘大善三支，纵横立破’，他的著述内也常常表现运用因明以立说的倾向。要了解玄奘的学说，现在所可依据的，最主要的就是窥基这些著作。

玄奘去印之前，曾在国内到洛阳、长安、成都等处参访研求，对《摄论》、《杂心》、《成实》、《俱舍》都深有造诣，觉得好多问题还不能解决，才发愿往印度求法，以极大的努力，穷佛学的底蕴。他回国以后所译《般若》、《瑜伽》、《婆沙》、《俱舍》、《杂集》、《因明》等重要教典，包罗很广。其学说要点折中于总赅三乘教学的《瑜伽师地论》，而以之贯通一切，这是依据部派佛教、大乘中观学说的发展而得出来的结论。玄奘在印度就学于那烂陀寺戒贤三藏，对继续发扬龙树、提婆学说的无著、世亲，及其后继者陈那、护法之学，均亲所禀受，回国以授门下，各有专弘。窥基组织师说，广制诸疏，加以发扬，对于法相唯识之学，尤其精辟独到。玄奘逝世后，学人多认窥基为玄奘的继承者，讲习取为准据，成为奘门的权威，为国内外同所景仰，后遂成为慈恩一宗。

玄奘在世时，中国佛学的瑜伽学说盛极一时，但在窥基以后，华严、天台、禅宗渐次兴盛。华严宗反对三时判教，天台宗反对五种姓之说，禅宗不重文字、排遣名相，也立于相反的地位，法相唯识之学就逐渐消沉下去。再经过天宝以后的兵乱，唐武宗的灭法，窥基著作在其时就佚失了一部分。宋仁宗天圣初年（１０２３），内廷出所藏窥基著作十四种，四十三卷入藏刻版，《金藏》曾据以复刻，元代的《弘法藏》原由《金藏》留在燕都的遗版蜕化而成，所以《至元法宝勘同录》上仍见著录。明代刻藏以南方通行的《碛砂藏》为据，未及搜罗，因而散佚失传，后人讲习失所依据，此学遂终于寥落。

窥基一传弟子慧沼，再传智周，均能继述阐扬。智周弟子有新罗智风、日本玄昉等，于第八世纪初并将窥基著述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从日本搜罗得慈恩宗著作多种，次第刊行，重加整理和研究。（隆　莲）

四五　普光（约七世纪）

普光，是唐玄奘的上首弟子，他的乡贯和生卒年月不详。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７）在弘福寺译出《解深密经》和《大乘五蕴论》时，他就担任了笔受。直到麟德元年（６６４），玄奘在玉华宫译出《咒五首经》他还参预译场（见《开元释教录》卷八）。他师事玄奘，非常勤恳，又以闻少证多，为玄奘所默许，因而与玄奘的译事相始终。玄奘译出的经论，经普光笔受的最多。

普光除助玄奘译经外，还勤于著述，现存的有三种：

一、《俱舍论记》三十卷（或作十五卷），此论与神泰、法宝二疏并称为俱舍三大疏。泰疏今残缺、仅存七卷。宝疏多引众贤《顺正理论》直译《俱舍》，又好独抒己见。三疏中，比较稳健完整的，要算此记。这是关于俱舍学的一部权威著作。

二、《俱舍论法宗原》一卷，此依《俱舍论》扼要地说明一切有部，总以七十五法为诸法体，并决定寻、伺、睡眠、恶作、贪、嗔、慢、疑八法为不定法。此书除略说诸法体相外，还以百门分别诸法色非色、有见无见等。

三、《百法明门论疏》二卷（或作一卷）。本书以缘境、四缘、四界、重数、三性等五门料简八识，以诸论不同、假实、四界、三性、废立等五门料简心所有法、以诸论不同、释妨难、辨假相三门料简二十四不相应行法，比窥基所解为详。

此外，普光的著述，已佚的有二种：

一、《婆沙论钞》若干卷。

二、《大因明记》二卷。

关于俱舍学的传习，后世公认普光为得玄奘正传。贾曾作《俱舍论颂疏序》云：‘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躬得梵本，再译真文。其徒大乘光法师亲承密诲，初传正释，既尽善矣，又何加焉’。后唐法盈作《俱舍论颂疏序记》解贾曾序云：‘“亲承密诲”者，三藏西方大乘诸师立破口授基法师，小乘义授光法师’。故普光的俱舍学，实总集玄奘法师所传西方小乘诸部立破教义的大成。《俱舍》本来宗于经部，但一般俱舍学者如慧恺、法宝皆许《俱舍》‘理长为是，非定一宗’。普光也许《俱舍》‘据理为宗’，与慧恺、法宝无异。但他解释《俱舍》，总的倾向还是偏重有部。他著《俱舍论记》，兼采各宗各家的解释，又每平列地援引多种异说而不加评判，故有时失之繁杂。但忠实地记录了玄奘法师所传印度小乘诸部的主张，保存了诸家异解的本来面目，也正是普光的功绩。

普光的弟子最有名的是园晖。他略摄普光《俱舍论记》正义，并兼采法宝《俱舍论疏》，作《俱舍论颂释疏》二十九卷（后有人补作第三十卷，佚名）。他的见解往往调停于普光、法宝之间。园晖弟子有崇廙、慧晖、道（遁）麟。崇廙作《俱舍论颂疏义府钞》二十卷，慧晖作《俱舍论颂疏义钞》六卷，道麟作《俱舍论颂疏记》二十九卷，俱释园晖疏。后唐法盈（即虚受）作《俱舍论颂疏序记》一卷，解园晖疏的自序和贾曾序。当时园晖疏于两河间二京道江表燕齐楚蜀盛行，所以后来关于这部著作的论释有好多种。（隆　莲）

四六　义净（６３５—７１３）

义净，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十四岁出家，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及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唐高宗咸亨元年（６７０），他在长安曾和同学处一、弘袆等相约西游；但处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宁而中止。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翌年（６７１），他在扬州坐夏，遇著将赴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这时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随。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停留了六个月，在此学习声明。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６７３）二月到达东印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随著商侣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往来各地参学，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武周垂拱三年（６８７），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就在那里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６８９）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天授二年（６９１），他遣大津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了证圣元年（６９５），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他先共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主复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久视元年（７００）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从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７１１）止，译钞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贞元录》‘敕荐福寺翻经’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玄宗先天二年（７１３）正月，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西行求法，意在传宏，在那烂陀寺参学时，即已试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及《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后在东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续有翻译。回国专主译场以来，所译各书，可分为三部分：最初，从武周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７００—７０３），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论》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龙元年到景龙四年（７０５—７１０），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大孔雀咒王》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识宝生》等论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后，于睿宗景云二年（７１１），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能断金刚论颂》及《释》等论共十二部，二十一卷。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的有沙门北印何尔真那、吐火罗达摩末摩、中印拔驽、罽宾达摩难陀，及槃度、慧积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等；担任证义的有沙门法宝、法藏等；担任证译的有居士东印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监护的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文的有崔湜、卢粲、韦嗣立、张说等，皆一时名流，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

在那些译籍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译出，中经散失，后再搜列《药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约十余卷（据西藏译本分量估计）终于佚缺。他如《集量》、《法华》二论，比较重要，今亦失传。综观义净所译，律籍最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几部以外，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经》一卷、《尼戒经》一卷、《杂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颂》五卷、《律摄》二十卷等。

义净在那烂陀寺所学是一种综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学问，所以他在尽量译出律部各书以外，还译出瑜伽系方面的书好几种，如无著、世亲的《金刚般若论颂》和《释》，陈那的《集量》、《观总相论颂》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释《二十唯识论》）、《观所缘论释》等，现存本虽不完全，但可以见到陈那、护法学说的要点，都是玄奘翻译所遗漏而有待补缺的。此外，他还适应当时崇尚密教的风气，因而重译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在他所著《求法高僧传》内，还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关密宗源流的重要资料）。不过，他之所译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译，润饰不足，因而时有生涩欠畅之处。只是他对于梵语音义的翻译极其认真，常于译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说明，并著重订正译音、译义，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译音方面，除分别俗语、典语（如说明和尚是印度俗语，非是典语，梵本经律皆云邬波陀耶，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补略音（如说明褒洒陀旧译为布萨之讹，褒洒是长养义，陀是清净洗涤义，有遮现在及惩未来之慢法二义，不可省略，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对于咒语中一些字的读音多附注四声或反切，分别发声的长短轻重，弹舌音借字则加口旁（见《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前方便法》），又对二三合音之字，选用适当字音，也能曲尽其妙。译义方面，指出旧译如理作意应正翻寂因作意（见《六门教授习定论》），以及《金刚般若经》译文保留陀罗音译，以见梵文一词含多义之例（见《金刚般若论释》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释尼用五衣，卷八注释五种畜水罗等。在这些注文里，可见他对于译事一丝不苟，有独到之处，不愧为新译时代之一大家。

义净的撰述，关于律仪方面的有《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一卷，述印度《金刚般若》译的传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观行要义。他归途停留南海佛逝时，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二书各有专条）。此外，尚有《南海录》（见《寄归传》序）、《西方十德传》（见《寄归传》卷四）和《中方录》（见《求法高僧传》卷上末），从前的经录都未见著录。

义净在译籍和撰述上介绍了印度当时的综合学风，并表明他对于佛学的认识。他以为大乘无过中观、瑜伽，二者同契涅槃，理无乖意，应该和合。并谓般若大宗实即含斯两意（见《寄归传》序及《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序）。他对律部一宗则以其在印度专业的关系，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日常行仪特别注意，以为含生之类，衣食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护。他所撰《南海寄归传》，意欲据十七事重要节目，纠正中土僧徒实践上失当之处。如当时持律者诸部互牵，混淆派别；律家章疏繁杂，不切践行，他都表示不满。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随著他的去世，就归寥寂了。他的门人参加译事的有智积等。他赏识的有崇庆、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分布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事迹都不详。后来德宗建中、贞元间（７８０—８０３），有京兆律师道澄，以律范著称。他不满南山律学缺点，所至常以瓶杖自随，护生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为西方三时分房，防止贪著，观门易立（见《宋僧传》卷十六）。他的风范，似乎是受了义净主张的影响，在当时四分律盛行的律学界是罕见的。（游　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