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巡游两京 究学三藏
受具足戒后,鉴真便以正式僧人的身份云游于长安诸寺,遍访名师,博学诸宗,特别研习律学,穷究戒法。
长安自古帝王都,唐代的长安更是一座国际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布局严整,气象宏伟;街坊结构划一,布列匀称;街道纵横交叉,齐整笔直,道旁“迢迢青槐树”,“千条弱柳垂青锁”,店铺鳞次栉比,作坊随处可见,一片昌盛景象。对鉴真最有吸引力的并不在城市的繁华,而是佛学的发达。那时长安一带高僧云集,学派林立,佛教文化特别兴盛。鉴真一头在扎进这佛学的海洋之中,如饥似渴般地苦读起来。
鉴真在长安游学的第一站在实际寺,也就是他受具足戒的地方。实际寺位于长安城太平坊西南隅,原为隋太保薛国公孙览妻郑氏舍宅而立。隋大业二年(606),隋炀帝置此寺为四道场之一。后来,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净土宗创始人善导、善导的高足怀恽等一代大师曾相继住寺弘法。鉴真受戒时,弘景法师受敕住寺弘扬律学,律学正是鉴真最感兴趣的。
律是梵语“毗奈耶”的意译,又称“调伏”、“善治”等,是对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以制伏诸恶。相传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便制定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典结集时,由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优婆离涌出律藏。部派佛教形成后,各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流传的戒律也便有了差异。东晋以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化地部的《五分律》等四部小乘律先后传入中国,其中以《四分律》流传最广。唐初,道宣大师从智首受学《四分律》义,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等律学著作,同时在终南山创立戒坛,依律传戒,中国律宗由此创立。
弘景律师在实际寺传播的律学正是道宣大师的学说。弘景是道宣大师的再传弟子,此时受中宗李显的优礼,住实际寺开坛传戒,弘宣律学。
这一年3月底,也就是鉴真受戒后的第三天。弘景律师登坛说法,鉴真同受戒比丘们一起,聆听大师法语。
“学法修法,首先应知道什么是佛法。道宣大师将佛法分为化教和制教两类。”
弘景律师已开始正式说法了。可这一开口,就让鉴真深感新鲜奇特。因为他知道,佛法的分类历来是按戒、定、慧三学来划分的。
鉴真正在思考之际,又听弘景大师说道:“什么叫化教呢?三学中的定慧二学就是化教,而戒学就是制教,它是如来为防止弟子之过患所设的教法。化教又分性空教、相空教、唯识圆教三类,各是如来因机而设的教法。制教则分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类。道宣大师所竭力弘扬的律学即属唯识圆教宗。在制教之内,又分止持和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规定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八十四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受戒、说戒、安居以及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
台下信众听得津津有味,鉴真如痴如醉。接着,弘景又讲到《四分律》,鉴真知道
《四分律》是小乘法藏部的戒律,可现在中土皆行大乘佛法,小乘之律怎能与此适应呢?怀着这种疑问,鉴真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弘景大师略停片刻,开口说道:“道宣大师以《四分律》立宗,这是有很深的道理的。大家知道,在西天所谓‘律分五部’,而在中土却是‘四律五论’,然弘通独盛蔚为一宗的却只有《四分律》。此律译出六十多年后,先有法聪律师在平城开讲,次有慧光律师大力弘扬,此律才逐渐盛行。慧光传道云,道云传道洪,道洪传智首,由此《四分律》传遍整个佛门,立宗才成气候。智首大师的弟子道宣大师继承宗风,广事著述,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创立了律宗。”
听到这儿,鉴真明白了,原来以《四分律》立宗的关键在于融通作为小乘的《四分律》与大乘佛法的关系,将其纳入大乘的体系之内。那道宣大师又是如何来进行勾通的呢?
弘景继续讲道:“《四分律》既通小乘又通大乘。过去有人认为此律只是小乘之律,慧光律师对此曾予反驳。道宣大师则在《羯磨疏》里提出五种理由,说明《四分律》的大乘特性,这是中土律学的核心,大家回去以后可自行研读,老衲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接着,弘景又给大家讲解戒律理论。直到日近中午,讲经法会才告一段落,明日一早将继续开讲。
午斋以后,鉴真便立即找到一本道宣大师的《羯磨疏》认认真真地翻阅起来,直看到深更半夜,才完全理解了道宣大师的理论。原来道宣大师提出《四分律》融通于大乘的五种理由是:其一“沓婆回心”,沓婆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他在修小乘法获得罗汉果后,感到此身无常而产生厌弃此身之心,欲修利他行,寻求牢固之法,这说明《四分律》在宣扬回小向大。其二是“施生利佛”,《四分律》戒本结尾的回向文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两句,这也是一种大乘的思想。其三是“相召佛子”,《四分律》序中一再说“如是诸佛子”,“佛子亦如是”,这与大乘戒本中的说法是一样的。除以上三条外,还有“舍财用轻”、“识了尘境”两类,都是说明《四分律》的大乘属性的,鉴真一一进行了仔细地研读和思考,直到完全明白为止。
不仅如此,鉴真通过学习,在理解《四分律》融通大乘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了道宣大师的三学圆融学说。大小乘各立戒、定、慧三学,就大乘圆教的三学来说,戒是摄律仪、摄善法、摄众生等三聚净戒;定是把心停止在诸法都以识为根本的看法上;慧是详细观察诸法唯识。这三学圆融互摄,随便一种就会摄其余两种。所以,三聚净戒也是大乘圆融行,互相含摄。以此推论,小乘戒也可圆融无碍。如以杀生为例,就三聚具备:止息各种杀缘是摄律仪戒,经常从事生命的保护是摄善法戒,保护众生的生命是摄众生戒。杀生戒如此,不盗、不淫等无量的戒品,也都是这样,所以,一戒一行,即具足一切行,这才是大乘的妙行。
三天后,弘景讲律结束。此后,又有几位高僧续开讲席,内容从律学到定学,从定学到慧学,几乎无所不包。鉴真亲临法席,视野大开。
不久,夏安居的日子到了。初受戒的和尚们有的外出它寺安居,有的则留在实际寺结夏。鉴真同几位同时受戒的僧人一起在实际寺住了下来。安居期从四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此期间,鉴真一方面研读诸家佛学,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精勤修持,从而对戒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随着对律学兴趣的日益浓厚,鉴真在京师长安逐渐认识了一些著名的律学高僧。首先是崇福寺的融济律师。融济律师是律宗创始人道宣的高足,对律学有很深的造诣。鉴真完成了实际寺的学业之后,又跟随融济律师学习。融济律师很欣赏鉴真的才华与精诚,对他那种严谨的作风更为推崇,所以便倾其所学,把道宣大师的律学思想完完整整地传授给鉴真。在此期间,鉴真先后学到了道宣大师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等几部重要著作,为以后弘戒传律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长安弘传律学的共有三家。鉴真最推崇的是道宣一系的律学。他的传戒师父道岸和弘景是道宣的再传弟子,即道宣弟子文纲的弟子,另外,他还师从道岸的弟子义威学习。总之鉴真所受的律学主要是道宣创立的南山宗。后来,鉴真把南山律宗传向江淮地区。东渡日本后又把此宗根植于日本的土地,他便成了日本律宗的祖师,这都是后话了。
再说鉴真在长安精修苦研佛法三藏,以律为本,兼习诸家,天台、真言诸宗,无不精通。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为佛法的融会贯通提供了可能。所以,融通诸家便成为鉴真佛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律学这个领域之内,他也是博学兼采,除道宣的南山宗外,对怀素的东塔宗、法砺的相部宗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特别是相部宗,他曾正式拜师入门就学。那时,长安律学三家中相部宗是仅次于南山宗的一支,该宗创始人法砺(569__635)著《四分律疏》10卷,奠定该宗基础。法砺传道成,道成传满意与怀素(625__698),怀素则别立律学东塔宗,遂成律学三足鼎立之势。相部宗的满意律师授法大亮。鉴真即拜大亮学习相部律学,特别是法砺的《四分律疏》,鉴真曾作过认真地研读。
当时,长安城中的律学三家互有争论,特别是相部宗和东塔宗的争论更为激烈。鉴真随大亮学习相部律学,对律学界的分岐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他并未陷入学派的争执之中。当时,与大亮同在满意门下就学的定宾与东塔宗争论十分激烈。而大亮与定宾不同,尽管依然坚持师说,但具有融通精神,特别是对南山宗道宣的学说也很推崇,这对鉴真影响很大。与鉴真同时就学于大亮的昙一就同时弘扬相部律和南山律。鉴真承这种门风,加之他本来就对南山宗有很深的研究,所以,鉴真对律学逐渐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转眼间,鉴真在长安学习律法已愈五年之久。开元元年(713),26岁的鉴真被奉为律师,首次登坛讲授律疏,获得巨大成功。由此,名振京师,前来就学者络绎不绝。但鉴真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此后,他一方面到处弘宣律学,另一方面继续跟随名师学习深造,特别是对律学之外的定学、慧学也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钻研,很快便成为一名精通三藏的学问僧。
由于长安、洛阳是高僧会聚之地,为了求学佛法,鉴真巡游于两京之间,拜师于高僧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除了在佛学上勤修苦炼之外,对盛唐时期流传于京师的其它学说、技艺以及已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于分欣赏,特别是医学、建筑学、文学以及雕塑、音乐、园艺等方面,鉴真也留心学习。以医学来看,鉴真对本草很有研究,据说弘景将一种名叫“奇效丸”的中草药传给鉴真,后由鉴真传到日本。日本史籍上还记载着鉴真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正,并说明他们用途的事。《日本国见在书目》及《医心方》中均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过去,日本医药界将鉴真尊奉为始祖,可见他对日本医药学的巨大贡献。鉴真的医学功底就是在长安、洛阳求学时期打下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鉴真再次升座宣讲《四分律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对道宣大师的律学思想给予极高评价。至此,鉴真的律学体系已基本成形,这就是以南山律宗为信仰的坚实基础,兼采其它律学思想,融通佛法三藏,形成一个完整的佛学体系。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33岁的鉴真最终完成了京师的学业,以一个博通三藏的著名律师的身份回到故乡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