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步江淮 一方宗首
鉴真何时由长安返回扬州,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对此目前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江苏人民出版社《鉴真》中所说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其二是中华书局《唐大和上东征传》所采用的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其三是知识出版社《中国佛教》第二卷“鉴真”条所说的开元三十一年,即公元733年。本处采用第二种说法。
那时,武则天早已垮台,昔日的大云寺又改称龙兴寺。鉴真满载丰硕的学术成果,返回故乡扬州,再度住进当年出家的龙兴寺中。
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大云寺尽管已改换了门廷,而旧时殿宇楼阁却依然如故。当年的同参法侣已走的走,寂的寂。智满法师年事已高,听说于几年前上山静修。龙兴寺中的僧人大多是鉴真走后住进来的,所以对鉴真只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这次鉴真学成归来,全寺僧众欢天喜地,礼其为上座,以主持法化事业。
鉴真回到龙兴寺的消息一传开,江淮一带慕名前来皈依、拜谒者络绎不绝。思托、祥彦、道金、希瑜、法进、乾印、法藏、志思、灵佑、明列等人都是在此时先后投皈鉴真大师的。
应众僧之请,鉴真回龙兴寺不久,便登坛说法,开始了弘法江淮的历程。那时,江淮一带盛行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和真言宗。鉴真尽管以律宗为主,但他博学诸家,为了随顺众生之根机,他在回扬州后首先开讲的并不是律学,而是其它各宗学说。加之他善于对佛法融会贯通,所以,很快获得众僧的一致推崇,他的地位与声望日益高涨。
在传授诸家义学的同时,鉴真把握住每一个适宜的时机,逐渐向大家灌输有关戒律的学说,慢慢地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这一天,随他一同从长安来扬州的安国寺僧人睿光和明债前来求见鉴真。
明债首先选开了口:“师父,您在长安主攻律学,深得诸位律界大师的认可,如今回到江淮,自当弘扬师说,向众僧传戒布律。弟子不明白您为什么专讲天台、真言等家学说,却把您最拿手的律学闲置一边?”明债在长安安国寺时就曾跟随鉴真学律,所以对律学很有兴趣,而对鉴真只弘诸家义学自然有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鉴真理解明债的心情,他千里迢迢从长安跟他来扬州,不就是为了学习戒律吗?可到了扬州,律学似乎销声匿迹了。鉴真不无内疚地对他们说:“戒律之学是佛法的基础,无戒不能入定,无定不能生慧。如果说慧是大厦的顶端,而戒就是大厦的根基。所以,无论何门何派,持戒修律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没有戒,也就没有了佛法,这点师父怎能不知?”
“可……”明债刚要反问,却被鉴真挡住了。明债只好合十施礼,闭口不言。鉴真回施一礼,接着说道:“诸家义学是对佛法精华的概括,没有它们,佛法济世度生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老衲以为,只要众僧明白了义学的道理,自然会认识到戒律的作用,因为制教与化教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可这里的僧众只注重化教,似乎这就是佛法的全部,有些人即使也强调制教的作用,可总以为制教就是戒条,这种片面的认识对佛法修持是极为不利的。若不及时调正,怕到时就难了。”道睿也在一旁建议。
“你们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不过事情也不会那么严重。义学之理论愈深,律学之作用愈明。何况这里的僧众对制教体系还很陌生,总得因机施教,循序渐进啊。”鉴真对他们耐心解释道。
这时,新近投皈鉴真的弟子思托前来拜谒大师。思托对天台教理有浓厚兴趣,近期听鉴真大师讲经,收获不小。可对大师所说的化教、制教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天台教理与制教的关系尚有不明之处,所以今天特来请教师父对制教作一具体阐释,明债、道睿一听,十分高兴,便与思托一起,恳请大师明日升座开讲制教之理。鉴真以为开讲制教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即答应下来。
次日,龙兴寺洒扫一新,幡幢飘扬,钟鼓齐鸣,全寺僧众及附近善男信女云集法堂,静待鉴真大师开始新一轮的讲经。人越来越多,法堂内拥挤得水泄不通,法堂外的广场上也是人山人海。人们听说大师从今日起要宣讲制教,许多人竟不知制教为何,听说过的也多是一知半解,所以,众人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一阵悠扬清亮的梵乐过后,鉴真大师缓缓登上法堂正中的法座之上。大师首先向佛合十叩拜,然后又向众僧致礼。众人纷纷合十回礼,大师随之在法座上坐定。
大师滔滔不绝。众人聚精会神。明债、思托等大弟子们坐在法座一侧,随听随记,格外认真。
“我佛如来因机设教,让众生戒定兼持,福慧双修。义学讲修慧,可修慧离不开修福,福慧同时具足,才可达到佛的境界。可见,修福的重要。修福就是众善奉行,然众善奉行又离不开诸恶莫作,不作恶才可行众善。既不作诸恶,又奉行众善,这样的人才可修成正定,而定又能生慧,慧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福的积累与诸恶的禁绝。总之佛法如大海,无不圆融一体,难割难舍。”
鉴真大师讲到这儿,法堂内外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快,场上又恢复了平静。鉴真抬头望了望座下的听众,心里十分高兴,他想:“众人已明白了佛法各支的圆融统一,观在正可在此基础上阐释制教的意义。”于是,他又开口说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前者属止持,后者属作持。止持、作持合成一个‘戒’字,这正是律学的核心。如果说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及智慧的教法为化教,那么如来教诫众生而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即戒律之学则可称之为制教。”
鉴真很自然地引出了制教,众人听得明明白白,所以兴趣不减,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鉴真接着讲道:“制教将戒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就是佛所制定的各种戒律,如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它如五戒、八戒、十戒等。戒体指受戒时心中接受戒法而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它是一种领受于自心的法体,是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戒法的意志,它是行动的依据,故云‘出生众生之本’。戒行是受戒以后随顺戒体防止身、口、意三业罪恶的如法行为。戒相即持戒表现的相状,或持五戒,或持十戒,或持二百五十戒等等,以及持戒的优劣等表现于外的持戒相状,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的相状。”
这是道宣一系所传律学的基本体系。为防止听众对这此新的概念产生疑惑,鉴真又从具体的概念中跳了出来,对听众进一步解释说:“戒乃一切善法之大本,同时亦为了悟宇宙真理之妙行。所以我们可以说,戒行就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而行戒则成了最确实无谬的修道方法。各宗各派虽然各有修持法门,但戒律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鉴真深入浅出的演讲,将一个本来十分枯燥的问题表现得生动活泼,具体实在,所以,他的说法始终紧紧紧地吸引着听众。第一次讲律终于获得了成功。
此后,鉴真在龙兴寺每天登坛讲律,每一节,每一讲,相互连贯,循序渐进,把听众逐渐引向一个广阔的律学宝库。据史料记载,他在扬州弘律布戒,先后讲《四分律》共四十遍,讲《四分律疏》共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共十遍,讲《羯磨疏》共十遍。而且他不是孤立地讲律,史载他在扬州弘律的同时,“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以律为主,融会了整个佛法。
江淮一带的佛教历来十分兴盛,但与化教各宗相比,律宗却流行不畅。为改变这一局面,先有道岸律师大弘律法,鉴真早年即奉其为师。后来又有义威在这里弘传律学。鉴真继承两位先贤遗风,在道岸、义威二人之后在江淮一带大弘律学,对江淮佛教的发展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史载“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和“一方宗首”,“前后度人、受戒,略计过四万有余”。可见,他是把讲律与传戒结合在一起的,即不但在理论上弘扬律学,而且在实践上推行律学,设坛授戒,律风大振,被天下五百余州奉为授戒大师。
几年后,鉴真又由龙兴寺搬进大明寺居住。大明寺位于扬州城西北约两公里的蜀岗上。初建于南朝宋大明(457__464)年间,故名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下诏在全国建塔三十个,以供养佛骨。该寺入选建塔之列,从而建起一座九层“栖灵塔”。由此,该寺名声大振,成为扬州第一名刹。前来拜谒者不绝于途。这里殿堂庄严雄伟,佛塔挺拔云霄。李白《登扬州栖灵寺塔》诗云:“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刘禹锡亦有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闻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大明寺自鉴真到来之后 ,一举成为江淮地区的佛法中心。鉴真在这里继续弘律布戒,传法授徒。除了传律授戒之外,他还主持建造寺塔八十余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
作为一名佛教高僧,鉴真不但将智慧的法音广布于佛门净信之士,还把慈悲的甘露遍洒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扬州期间,鉴真广泛从事救济贫困的工作。如设立无遮大会、开辟悲田、施药疗疾等等。无遮大会是供养一切沙门和贫苦人民、孤独老人、乞丐等的布施大会,会期达7天以上,也就是大施会。悲田是供救济苦难贫穷者的田产。可见,鉴真是把救济孤贫作为一件长期的工作。由于鉴真对医学有很深造诣,所以,他在为民疗疾方面作了大量的事情,甚至经常亲自煎调药物,体现了佛门高僧的一片慈心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