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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心佛学院，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界，是史无前例的，像是黑夜中的火炬，格外明亮。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怀疑妒忌。‘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自古已然，于今尤甚。特别是那些‘已不修而恶人之修’的人，加以头脑中充满‘重男轻女’的毒素，竟然不择手段，蜚短流长，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正心佛学院备受攻击，究其主因，在于‘尼众’二字。在思想偏差的人看来，比丘尼怎么值得栽培呢？最后竟致院长的法眷属出面，要求院长立即解散正心佛学院，改在鹿野苑另办男众佛学院。正如印顺老法师在《佛法概论》中所说：‘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甚至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不可教，这实是对佛法的歪曲。’我们这一群年轻好学的比丘尼，就在这种歪曲佛法的偏激思想攻击下，险些成为牺牲品。幸而院长深明大义，坚守诺言，虽然另请竺摩法师，在鹿野苑办栖霞男众佛学院，但仍然继续负责正心佛学院的经费，直至我们毕业为止。
　　同学们在院长那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坚忍宽恕的精神感召下，在导师殷殷企盼，亲切鼓励中，重整旗鼓，以不屈不挠的斗志，继续向波涛汹涌的学海航行。虽然，有人妒火末熄，仍然谗言中伤，但我们都能处之泰然，坚守学习岗位，不为所动。
　　岂料外患刚息，内忧又来，有位同学，来自中国东北，年纪大、学识差，每次考试，稳坐末席。又因语言不通，怀疑同学们讥讽她，初因误会而争执，继因妒忌而挑拨离间，最后，竟敢在导师之前谗言谗语；不幸谗言中伤的对象，竟然是我。因为当时的我，已有六年佛学基础，且善于速记，每听课完毕，即誊写笔记，借给同学们阅读，应付覆讲。又因体弱多病，为争取最高奖金，支付药费，不得不忘餐废寝，找资料、写文章、背讲词，日以继夜，不敢稍懈。是以每次比赛结果，必得首奖，相形之下，益令她妒火中烧。至此，同学间失去亲善和睦，师生间不时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造成困扰。幸而后来她知难而退，而我们也一本初衷，在平息内忧外患中完成学业。
　　三年后，我们毕业了，正心佛学院也就宣布结束。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在僧伽教育史中，由尼众奋斗所激起的火花，随即消逝。
　　同学们各奔前程，敏公回到山上，又展开他不平凡的工作。我为了一纸文凭，不得不以出家人身份，考入中大前身的‘联合书院’，攻读社会教育；那些少见多怪的人，又起风波，视我为叛教罪人。我一气之下，便与圈中人士谢绝往来，不免疏离了院长、导师。我寄居友人土库，除了考取孟氏奖金缴交学费，就靠投稿报章，维持生活，饱受精神压力及物质困乏的苦恼。有位读者，几经波折才找到我说：‘读你的文章，以为是一位高僧，原来你是个尼青年，毕业了，有何打算？’我说：‘希望去日本深造’。于是在这位热心的读者资助下，前往日本东京大正佛学研究院深造。回港后，又接受政府师资训练，然后展开弘法工作，组织佛教青年会，创办义务教育。公余课后，从事写作，又在香港政府大会堂公开布教，主持佛学讲座。可是又有人骂我，公开布教，志在招摇，用黑板讲解佛经，点点笃笃，太不尊敬。岂料不久，骂我的人，竟与我争租大会堂讲经，给我无限的欣慰与鼓励，因为长老们终于觉悟了，而肯步著我的后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