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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公导师，不但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其特殊的德行，更令人敬佩不已。我们可以从其律己、处世、做事各方面去体会他不平凡的修养。
　　（一）戒行严谨
　　导师律己甚严，凡认识导师的人，无不公认，导师戒行清净。虽然导师的学生，以比丘尼居多，但导师行为光明磊落，不欺暗室，可鉴鬼神。所到之处，正气浩然，威严摄人。记得在正心佛学院，导师订立规则，要同学们严格遵守。师生之间，永远保持距离，除集众授课，非时不见，如要求见，必须结伴同行；除了报告或请益，请勿多言。习惯了，直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曾为学生的我，仍然不忘昔日遵守的规则。每去纽约，不是家师陪同前往，就是小徒跟随。记得导师动手术那年，住在长岛休养，家师还未来美，唯有请会计师夫妇同行。导师来洛杉矶，总是独居山中，凡有接送，必须三人同车。小徒见我，每对导师，不敢多言，因而问我：‘为甚么这样怕老法师？’我说：‘不是怕，是老规矩。’
　　有一次，导师由港返美，途经罗省，刚好香港宝莲寺的智慧法师在，我就请他陪伴导师住慧思精舍，后因赶乘早上班机，我一早开车上山，他们已在吃早点了，我急步而入，导师见我，立即用责备的口吻问：‘你一人来？’及见丁老太随后而至，始面露笑容。其实，即使我一个人来，还有智慧法师在呀，何况，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要遵守昔日做学生时代的规距？可是导师就是这样，‘择善固执’，奈何！

　　（二）言行一致
　　导师每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教诫同学，要求同学们‘敏于事而慎于言’，不要多言，不应夸言，不可妄言，不轻诺言，以免‘祸从口出’。还要做到‘听恶言则喜，而思改过；闻善言则拜，向其学习。’导师自己亦能以身作则，言顾行，行顾言。在《做人之道》一文中，导师针对时弊，痛陈利害，最后劝勉同学，‘不在徒口言，唯重实行，不以事为对象，唯以佛教为主体，我能力所及，我应为佛教作事，我为佛子，不为佛教服务，又何为乎？重实际，不重虚名，同我者来，不同我者去，多力则多作，少力则少作，无力则退而作一人之修持。佛教教育已为今日刻不容缓之事，能教一人，则教一人，能教二人，则教二人，不论他非，唯求已是，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基础既立，再以扩充，则佛教之颓风，末始无振兴之一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不计功成与否，唯求心安理得…。’征之事实，导师的确尽其毕生精力，为佛教百年树人而努力。今在世界各地弘法、执教的学生，就是导师‘言行一致’最有力的见证。正如导师所言：‘上不辜负佛陀，下不辜负自己’，这种言教与身教并重的特殊德行，能不令徒窃虚名，不重实际的人，感愧汗颜？

　　（三）自奉甚俭
　　导师个人生活，不仅勤劳忍苦，且自奉甚俭。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每天除早晚课外，还定时诵经，持咒，及讲经说法，教导后学。常住一切寺务、法务，事务，皆亲自执行。天天吃周日法会剩余的饭菜，不以为苦，从不讲究饮食营养，更不讲究物质享受。记得六十年代，导师下山到能仁书院授课，必手挽纸袋，盛放课本与笔记，我恐其笔记，在风雨途中散失，特为购买一个充皮的黑袋，供给使用。岂料导师一九七三年来美国，仍挽此黑袋。一九七六年来主持圆觉寺改建落成，也是用此黑袋。八十年代，回中国探访祖庭，还是挽此黑袋，直至一九八七年，与大闻由港返美，途经罗省，我始用一轻便的黄色旅行袋，换下此破旧不堪的黑袋。
　　有一年，我去纽约，恒定师对我说:‘法师的衣服都破了，没有衣服穿了。’我一看那补了又补的衣服，竟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觉荫园讲经时，证伯所做的衣服。证伯已作古多时了，此衣仍穿在导师身上。后来我去香港，特为导师选购衣料，请裁缝做了一箱子衣服送来，可是导师除了挑几件棉质的衣服穿著外，其余长的、短的、厚的、薄的、深的、浅的、毛绒衣服，原封不动，放在衣柜中。由此看来，导师是何等的重精神，轻物质，贵学问而贱享受。这种勤劳节俭，寡欲知足的德行，谁能与之比美？

　　（四）淡泊名利
　　导师处世，淡泊名利，唯仁义是尚。每言：‘汝有汝富，我有我仁，汝有汝贵，我有我义。’自己不贪图富贵，不追求名利，亦劝勉同学，不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世间正人君子，尚且不可以急功好利，何况出家学佛，岂可趋炎附势，唯利是视？事实上，导师一生，从未涉足名利场所，亦不参与政治活动，身边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是从来不曾出现达官贵人，遑论护法，供养！
　　一九七六年，导师来圆觉寺，见墙上挂著一枚政府奖章，立即不悦，追究此物来源，我唯有据实以报。
　　因为一九七五年，我主持美西佛教会，适逢越南难民来美高潮。六月十九日，有位从难民营出来的华侨，来圆觉寺拜佛，请我伸出援手，救助困居难民营的越南华侨。因此，每逢星期六、日，我一早准备好饭菜，等待招、王、谢、陈四家人来，连同我，五部满载饮食、衣物、药品及日用品的汽车，立即浩浩荡荡出发，经过二个多小时的路程，车队停在难民营附近的公园，十多位慈悲使者，早午餐同时进食。然后排队登记，领取入营许可证，接著，一营又一营去慰问，讲佛法，念佛号，为他们祝福。然后分发带来的东西，直到黄昏回程，已是万家灯火了。于其中间，美西佛教会，担保三百多名难民出营，协助他们重建家园，为青年人介绍职业，为老年人照顾医药，为小孩安排学校，给幼童赠送玩具，如是出钱出力，忙了数月，直至难民营关闭为止。
　　罗省市政府有位华侨小姐，将实情报告市议员，因而颁发此奖章，并刻字以记其事。同时我又出示全体难民赠送的观音像，旁有中文注明：‘吾等华侨，侨居越南为时甚久，各有家业，平时笃信佛学，虔诚供奉观世音大士，惟遭逢这次兵变，而家破人亡，失散流离，逼于犯险，驾轻舟，涉重洋，逃离是非地。每逢危难，频呼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祐，卒能化险为夷，平安逃抵美洲。窃念吾侪这次逃难，其经过辛酸苦楚惊骇，难以言宣，心有余悸，现虽平安暂居异域，为念将来，不知如何自处，傍徨万分。幸罗省美西佛教会文珠大师，不时率团宣慰，捐赠药品衣物，恤助孤苦，或介绍职业，保领谋生，使吾侪重尝人间温暖。大师所作所为，好比菩萨心肠，令人钦佩，感颂之余，特选绘观世音菩萨真容乙幅，敬奉美西佛教会纪念。时在乙卯仲秋。加州彭兰顿越南难民营全体华裔难胞敬送。’
　　导师细读其文，始转怒为喜的说：‘我以为你参加政治活动，领取奖章，原来是行菩萨…。’接著，又是一番处世做人的大道理，最后还教我，凡事应‘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而我亦能秉承师训，美西佛教会，除初一、十五、及诸佛菩萨圣诞，领众诵经念佛外，不应酬佛事，不攀缘权贵，虽然常住收入很少，但若能‘寡欲知足’，亦可以‘安贫乐道’。何况多余时间，可以读经、写经、讲经，亦上不负佛恩，下不负自己。

　　（五）因果分明
　　导师做事坚持原则，不昧因果。每对同学言：‘山可崩，海可枯，石可澜，天可堕，而因果之理，无或能变。’可知导师是何等的重视因果？正因为导师非常重视因果，所以他不肯随便动用常住的钱，更不允许他人侵损常住。可惜他人不了解，误以为导师重视金钱。导师岂是重视金钱的人？如果导师重视金钱，当年初到香港，若投入名利圈中角逐，今已是身价亿万的富僧了。可是导师当时，虽处于极其穷困中，却弃名利如敝屣，视富贵如浮云，从不肯应酬，更不肯高攀显贵，宁可躲在大屿山，饮水充饥，也不肯为斗米而折腰。还有，导师的一生，除了在道义上为筹建庄严寺，向人募捐外，从来不化缘，不炒股票，不买卖物业，不投资企业，谁说导师重视金钱？导师主持观音寺，不拿单钱，不要常住供养金，一切正常收入，涓滴归公，甚至连弟子们供养的果敬、政府补助的福利金，全部存入常住银行户口，留作奖学金，这种为教为人，公尔忘私的德行，当今之世，能有几人？
　　导师自己重视因果，也重视不昧因果的人。也许经过数十年的观察，知道我是知因识果的人吧！因此，导师生病之初，即召我去，嘱咐一切，委以重任。当我表示力不胜任而力辞时，导师立刻声明，若我不肯继任住持，他亦不放心其他新任住持掌管财政，只好组织‘经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今后观音寺的财务。当时，我深恐影响导师的决定，不敢多言，也不敢再去探望。岂料导师，早在十多年前，已委任我为遗嘱执行人之一。而今又要我加入经管会，临终又将保险箱独授权给我，令我责无旁贷，唯有遵命，执行任务。可是，竟然因此发生许多不可以理喻的事，又是内忧外患，满途荆棘，障碍重重。进耶？退耶？莫适所从。
　　最后，因学长们责以大义，使我在责任感驱使之下，不得不面对现实，委曲求全，执行遗嘱。但遗憾的是，未能全部拨作教育基金。因为逼于现实需要，不得不提取部份作遣散费，储备金，及建塔之用。此外，再不敢动用分毫，全部用于教育方面，捐赠各地佛学院，参加中国‘希望工程学校’，建设校舍，救助贫苦失学儿童，以及发放奖学金，以遂导师之遗志，使导师为教育而教育的敬业精神，永存人间，千古不朽。
　　现在导师上生已经一年，除第一份协助僧伽教育的捐款，已于十月，托印海长老，亲自送交普陀山尼众佛教学院，以及我们香港同学集资筹建敏智纪念学校，将于明春落成启用外，敏智老和尚纪念文化教育基金，今正在申请注册，至于印心纪念中学，亦在进行中，虽然，建校资料被人搁置多时，甚至宣布遗失；不过，导师！请放心吧！您常教导我们，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我誓必奋勇向前，履行任务，完成使命，不负所托，以报吾师教导与信任之深恩，唯愿吾师在天之灵，明察护祐；更愿吾师早日乘愿再来，提倡僧伽教育，使佛教慧命起死回生，不胜心香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