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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自从主管天宁佛学院开始，就以弘扬佛法为职责 培育僧才为己任，其间，几经战乱，流离失所，然其志不移。回忆五十年代，从中国内陆涌到香港的僧众，实在不少。由于生活所逼，有人办道场、做法会，也有人改变立场，投入社会谋生。但导师初到香港，虽然居无定处，食不温饱，却能坚守弘法利生，作育僧材的初衷，出则讲经说法，入则闭门修身，尊德性，做学问，与世无争。我们的院长，正是被他的操守及敬业精神所感，才请他主持正心佛学院。
　　当年，战后的香港，经济凋零，民生艰苦。院长限于财力，不敢多招学生，我们也为了节省伙食开支，往往在课余饭后，跑去后出捡野菜，或到农人田园拔菜头。导师照样与我们共尝菜根香，一粥一饭，皆与同学们共过堂。从未独享一顿丰富的供养，有的，只是同学偶在菜地检来一个蕃茄，供师作饭后水果。此外，一切糕饼、油
　　条，点心，水果，甚至一块面包，一杯奶茶，都是属于奢侈品，可知当时我们生活的清苦，可是导师，竟然与同学们同甘苦，共患难，为的是尽其教育后学，作育僧材的职责，使我们完成三年的学业，这种‘贫穷不移，威武不屈’的敬业精神，怎不教人五体投地，敬佩不已？
　　我们毕业后，他回到山上，困居斗室，既无足够的房舍，亦无学生追随，更无经济支持，实在欠缺办学的条件，但导师却凭其敬业的精神，又竖起‘内明佛学院’的旗帜，天天讲经；住在附近静室的比丘尼们，也就天天来听经，当学生；又是老师穷，学生也穷。
　　我从日本回来，执教于道慈学校时，曾听说：某居士每到茶楼，收购过时廉价面包，晒干了，送上山给导师作粮食，我就联络同学们，每月每人供养拾元，虽然杯水车薪，但亦聊胜于无。
　　后来，导师与洗公合作，改内明佛学院为书院，扩大招生，学生不限出家人，结业后，洗公又将内明改名能仁书院，迁往九龙市区，另设校舍，导师又回到大屿山，但仍然不忘教学。每周都有几天，要下山授课，先走十多里山路，然后乘轮船，坐巴士，途中耗费大半天的时间。但他风雨无阻，此种敬业精神，岂是一般人望尘可及。
　　导师来美后，敬业精神，一如往昔，虽因洗尘法师请他主持道场，但仍不忘讲经说法，教育后学。直至最后，还将其所有，全部奉献于教育事业。
　　导师在电话中告诉我说：香港x德来，已经决定接管中心了，但当我告诉他，中心的钱，他不能用，要留作教育基金，他就推翻诺言，不来了。’近年导师座下，亦有弟子愿意出家，又因导师对他说：‘不可动用常住的钱’，因而发生误会，不欢而散。原来导师在一九八五年，早已预立遗嘱，主要内容是：‘余在海外，信土布施，积年所得，约分为二：一为现金，组织保管委员会，全部拨作奖学金；一是香港的不动产，或选人住持，弘扬佛法，或变卖现金，一部份捐塑佛像，一部份拨归奖学金…。’导师心心念念，若公若私，都是奖学金。然则面对继承人选，首先声明，不许动用常住的钱。以免他日，继承人与遗嘱执行人发生争执，实属明智之举。可惜，却因此导致‘后继无人’的局面。虽然如此，十多年来，他仍不肯修改遗嘱，可见其为作育僧材，及救助失学儿童的意志，是何等的坚决，何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百年之后，遗志仍在教育。呜呼，伟哉！
　　导师生前，勤劳忍苦，自我牺牲，为的是教育，死后倾其所有，全部奉献，为的也是教育。这种为教为人的敬业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真令人感动，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