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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性空的经典最早传译过来的，始于汉末及晋惠帝时。在汉灵帝光和二年（一 七九年）由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十卷，三十章（有云：由竺佛朔与其合译，孟元士笔记）。《道行般若经》译出后，曹魏朱士行于洛阳首讲此经，讲者认为此经义理未详，立誓西行求梵本。据《佑录放光经记》饶曰：「惜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求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大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名曰：《放光般若经》共二十卷。」《放光般若经》与《道行般若经》古人称之为「大品」与「小品」。它们根本不同点只是广、略的不同而已。

　　般若性空典籍的翻译，可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支娄迦谶到鸠摩罗什以前，译有《道行》、《明度》、《光赞》、《放光》等经。第二期是鸠摩罗什时代，译有：《大品》、《小品》等经；《大智度》、《中》、《百》、《十二门》等论。第三期是玄奘大师时代，译有《大般若》等经。第一期性空典籍译出后，《放光般若经》则大行华京，而〈光赞般若经〉却寝逸凉土。

　　般若性空的研究，到道安大师先后才大盛行。那个时期有：支孝龙、康僧渊、竺道潜、竺法蕴、支遁、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僧光、竺僧敷等。他们大都以讲习般若性空思想为业。其般若性空之研究在这个时期大盛的缘故，是其学说流行和受人重视，实在于当时时代思潮的影响，因为它与玄学之空有类似之处也。当时我国玄学方面也有所发展，先是王弼、何晏的玄学重老，用《老子》解释《易经》、《论语》等，学说中心主张，从无生有，多局于文句的解释。而此时则着重它意趣所在——解释自由，从而主张自然之说，认为既非从无生，也非有生，而是自生。它不承认创造者，视万物为一体，宣扬以顺化为归的思想。就以佛教学者们来说，也有一小部分人原与玄学者出身相同，又由于佛学是外来思想，当时还不能独立，必须资取玄学家的议论。因而般若学说必然与玄学学说接近，何况当时几位名僧与名士有密切交往，清谈学问，名僧与名士往往并称。这样，一方面影响佛学的研究，使它把重点放在与玄学类同的性空义上，以致使佛学玄学化，才出现何晏、夏侯玄、王弼、竹林七贤等人；另方面，不仅用老庄解释佛，同时还以佛发展了老庄。像这样，老庄玄理为魏晋「清谈」所依托，而般若空观和老庄玄理相似，为晋人所乐从，使般若性空之学说随老庄虚无之说而风行。

　　此时性空译籍还没有周备。把般若经典的精神所在加以逻辑的体系说明的论说书如《中论》、《百论》等，还没有传译；而且《道行》「颇有格碍」，《放光》「言少事约」，《光赞》「辞质胜文」意义又不容易通达。因此，各家对于般若性空义的解释不免模糊不清，各有所偏。从而产生支道林、竺道潜等六家七宗说和竺法雅创立的格义化。

　　般若学说理论上的这样不纯粹，直到罗什大师来华后，译出大量经典，传播龙树菩萨之性空学后，才逐渐扭转过来，走上佛学自身独立思想途径。罗什以前的佛学研究情况，据僧叡《毘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记载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脉以来，虽曰讲肄，格义违而乖本，六家则偏而不即。」自罗什以后，格义之所以废除，因佛法是外来宗教。当其初来，难以让本国人起信，所以常引用本国固有的义理，以申明其义并不诞妄。然今佛教既已昌盛，就不须再用以格义作为引导的方法。罗什经典的译出，改变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从而奠定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