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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19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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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德清、善慧法幢、智旭

 

八四 真可(1543-1603)

 

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称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十七岁时,辞亲远游,欲立功塞上。行至苏州,宿虎丘云岩寺,闻寺僧诵八十八佛名号,内心欢喜;次日晨,即解腰缠十余金设斋供佛,从寺僧明觉出家。

 

真可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专研经教,历时三年。后至匡山,深究相宗。万历元年(1573)至北京,亲近华严宗匠遍融于法通寺,又从禅门老宿笑岩、暹理等参学。万历三年(1575)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见常润上堂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不以为然,遂不入众。不久南还,至浙江嘉兴。时密藏(道开)钦仰真可的风范,特自普陀山来访,真可即留他为侍者。嘉兴楞严寺是宋代名僧子璇著经疏处,已久荒废,真可发愿重修,命密藏主持其事。

 

真可在万历初年,曾听法本(幻予)谈起袁了凡慨叹请经困难,有易梵夹为方册以便于印造流布的愿望,而法本自顾力弱难行。至是,真可为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等热心赞助,真可即令密藏筹备刻经事。万历十七年(1589),方册藏始刻于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由真可门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气候严寒,不便刻经工作,四年后(1593)南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他的门人桐城吴用先为他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藏经板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

 

万历二十年(1592),他游房山云居寺,礼访隋代高僧静琬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静琬所藏佛舍利三枚。神宗生母李太后曾请舍利入宫内供养三日,并出帑金布施重藏之于石窟。后来他又与高僧德清(明末四大师之一,详见本书《德清》条)同游石经山,以皇太后所施斋衬赎还静琬塔院等,请德清为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碑现存云居寺)。并与德清共议续修明代的《传灯录》。旋德清被官厅认为私建寺院,谪戍广东,续修《传灯录》之愿未能成就。

 

万历二十八年(1600),真可因对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朝廷征收矿税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他常慨叹著说:‘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这时他的门人为他的安全著想,相继写信劝他出都。不久京城发生了一项谣言,称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拨起宫廷纠纷的妖书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忌恨他的人乙太后曾因真可在石经山发见舍利而施资供养,遂诬他以滥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狱。并诬陷他是《妖书》的造作人(《紫柏尊者别集》附录《东厂缉访妖书底簿》),但未得罪证。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十七日圆寂于狱中,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有奇。他的弟子们把他的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又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之寂照庵,以后又移葬于开山。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开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

 

真可现存的著作,有经德清校阅过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别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全集收载他的法语、经释、序跋、铭传、书信和诗歌等;别集则补收全集所未收的杂文、赞偈、诗、书问、语录和附录等。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光祖、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翟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扣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余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辨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施无畏)

 

八五 德清(1546-1623)

 

德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年二十,投南京报恩寺出家,住持西林命法孙俊公教他读《法华经》,四月即能背诵。西林见他聪颖,为延师教读《四书》、《易经》及古文诗赋。因此他在童年即能写诗作文。

 

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谒云谷(法会)于摄山栖霞寺,获读《中峰广录》,大为感动,因决意学禅。同年冬又从无极(明信)听讲《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因仰慕清凉,自号为‘澄印’。过了几年,报恩寺设立义学,教育僧徒,他被延为教师,其后又应聘至镇江金山寺教馆二年。

 

隆庆五年(1571),他北游参学,先至北京听讲《法华》和唯识,并参遍融(真圆)、笑岩(德宝)二巨匠,请示禅要。继往游五台山,见北台憨山风景奇秀,即有取为自号之意。不久又回北京西山,获识当时名士王凤洲、汪次公、欧桢伯等,以诗文相唱酬。

 

万历二年(1574)他又离京行脚,游嵩山、洛阳,至山西蒲州会见妙峰,和他同上五台山,居北台之龙门,专事参禅。万历四年(1576),袾宏游五台山,特访他叙谈五日而别。万历九年(1581)神宗慈圣太后派人至五台山设‘祈储道场’并修造舍利塔,他和妙峰共建无遮会为道场回向。越年在山讲《华严玄谈》,听众近万人。

 

万历十一年(1583),他赴东海牢山(山东劳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开始用憨山为别号。皇太后遣使送三千金为他建庵居住,时山东遭灾荒,他即建议将此费全数施与孤苦。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印刷大藏经十五部分送全国名山,慈圣太后特送一部与东海牢山,因无处安置,又施材修寺,称海印寺。这一年真可(达观)与弟子道开为刻藏事特来访他,住了两旬而去。万历二十年(1592),他访达观于房山上方山,同游石经山,巡礼隋静琬所刻石经。时静琬塔院为僧所卖,达观出资赎回,德清为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现存)。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意皇太后为佛事耗费钜资,恰恰太后又派了个当时大臣所忌的使者送经到牢山,这样就迁罪于德清。他刚从北京回来,就被捕下狱,结果以私创寺院罪名充军去广东雷州。他于十月间携侍者福善南行,至韶关,入曹溪南华寺礼六祖肉身,越三年三月到达雷州。时雷州旱荒,饥民死亡载道,他发动群众掩埋并建济度道场。八月间,镇府令他还广州,当地官民仰慕他的学德,经常有人去访问他。他即以罪犯服装登座为众说法,创开岭南的佛教风气。

 

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南韶长官祝公请他入曹溪,时南华寺衰落已久,他到寺后,开辟祖庭,选僧受戒,设立僧学,订立清规,一年之间,百废俱兴。万历三十一年(1603),达观在京师因《妖书》事,被捕下狱,又累及德清,仍被遣还雷州。这中间他曾渡海游海南岛,访苏东坡故居,作《琼海探奇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明廷大赦,德清于是再回曹溪。他为复修南华寺大殿,自往端州采运大木。有僧挟嫌诬他私用净财,讼于按察院,他船居芙蓉江上二年待讯,大病几死。后来虽真相大白,他却坚决辞去曹溪的住持,至广州长春庵,为众讲经。

 

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从广州至衡阳,居灵湖万圣寺。缁素又在寺傍为他建成昙华精舍。他在衡阳写成了《楞严通议》、《法华通议》、《起信论略疏》,并自开讲。

 

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月,他离湖南,至九江,登庐山。九江四众弟子为建静室于五乳峰下,他很爱其环境幽寂,有终老其地之意。后到径山,即为达观举行荼毗佛事并撰塔铭。

 

万历四十五年(1617)正月,他又去杭州云栖寺为袾宏作《莲池大师塔铭》。时各地僧徒领袖在西湖集会欢迎他,盛况一时。归途经苏州、华严学者巢松、一雨请入华山游览。又被弟子洞闻、汉月及居士钱谦益迎至常熟虞山,说法于三峰清凉寺。同年五月回庐山。

 

这时九江众弟子为他在五乳峰下扩建道场,他即命名为法云寺,于此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并效远公六时礼念,专心净业。又为继续华严一宗的遗绪,据《清凉疏钞》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

 

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他受请回到曹溪,为众说戒讲经,次年(1623)十月十一日圆寂于南华寺,寿七十八岁。崇祯十三年(1640),弟子等将其遗骸漆布升座,安放塔院,即今曹溪南华寺内供奉的憨山肉身像(刘起相《本师憨山大和尚灵龛还曹溪供奉始末》)。

 

曹溪原是中国禅宗的祖庭,但到了明末久已荒废,经德清锐意经营,始恢复旧观,因此,他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

 

德清一生弘法,所度弟子很多。经常随侍他的,出家弟子有福善、通炯等。颛愚(观衡)入曹溪请益后,退居南岳,为一方宗师,也是他的弟子(观衡《华严经纲要序》)。当时士大夫如汪德玉、吴应宾、钱谦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也都对他非常敬仰。

 

德清早年诗文和书法都很知名。他说古人都以禅比诗,不知诗乃真禅。他认为陶渊明、李太白的诗境玄妙,在不知禅而有禅味,若王维的诗多杂佛语,后人虽夸他善禅,不过是文字禅而已(《梦游集》卷三十九《杂说》)。他在《梦游集》的《杂说》中叙自己的书法说:‘余生平爱书晋唐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即苏、黄、米、蔡)犹未经思。及被放海外,每想东坡居像耳时桄榔庵中风味,不觉书法近之’。德清一生很有文名,他往来南北,多为人撰写碑记塔铭,所作序跋题赞亦不少。

 

他博通内外学,他的著作有:《观楞伽经记》八卷、《楞伽补遗》一卷、《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击节》一卷、《金刚经决疑》一卷、《圆觉经直解》二卷、《般若心经直说》一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性相通说》二卷(卷上为《百法明门论论义》,卷下为《八识规矩颂通说》)、《肇论略注》六卷、《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二卷、《观老庄影响说》一卷、《庄子内篇注》四卷、《大学中庸直解指》一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梦游诗集》三卷、《曹溪通志》四卷、《八十八祖道影传赞》一卷、《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实录》二卷等。德清寂后,由门人福善、通炯、刘起相编辑刊行的有《憨山老人梦游集》四十卷(现流通本五十五卷)。这些著作都被收入明方册本《续藏》。

 

他的思想学说,表现在许多方面,并不拘守一宗一派。吴应宾认为‘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产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吴应宾《憨山大师塔铭》见《梦游集》卷五十五)。

 

他最初在南京从无极听《华严玄谈》,继入摄山从云谷学禅。云谷是禅净兼修而又深达华严的大德,德清受他的影响最深(德清《云谷先大师传》)。所以他虽是禅门宗匠,而极力倡导禅净一致,尤致意于华严。他说:古人说参禅、提话头,都是不得已。公案虽多,唯独念佛审实的话头,尘劳中极易得力(《梦游集》卷二《答郑颂岩中丞》)。他谪居广州时,即集信徒结社,授以念佛三昧,教以专心净业,月会以期,立有规制。晚年在庐山法云寺,又效慧远修六时净业。他主张禅净双修,认为:‘参禅看话头一路,最为明心切要。……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梦游集》卷五《示刘存赤》)。

 

德清对坐禅念佛也有他的特别见解,他说:‘所云坐禅,而禅亦不属坐。若以坐为禅,则行住四仪又是何事?殊不知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又何行住之可拘?苟不达自心,虽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则非大定。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又何出入之有?’(《梦游集》卷十五《答许鉴湖锦衣》)他教人念佛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梦游集》卷二《示优婆塞结社念佛》)

 

德清在佛教内主张禅净双修,对外又宣传儒、道、释三教的调和。他在《道德经解》卷头《观老庄影响论》中,极力主张调和三教的思想。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梦游集》卷三十九《学要》条)。(林子青)

 

八六 善慧法幢(四世班禅,1570—1662)

 

善慧法幢,是西藏黄教中宗喀巴的大弟子克主杰(1385~1438)转生的第四世(克主杰是第一世,二世梭囊却朗1439~1504,三世善慧义成1505~1566),所以叫作第四世班禅。这一世才作扎什伦布寺的主持,大兴扎什伦布寺,自此以后历代班禅都成了扎什伦布寺的主人。‘班禅’的名称是从他开始的,但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似乎是到第五世善慧智(1663~1737)五十一岁时(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册封以后才有的。

 

善慧法幢于明穆宗隆兴四年(1570)生于后藏楞主贾,俗姓拔,父名策仁拔觉,母名措嘉,俗名却贾拔桑薄。自幼在家常听诵《文殊菩萨真实名经》。十三岁时(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在闻寺依佛智大师出家,受沙弥戒,法名善慧法幢。

 

十四岁时(万历十一年,1583),被认为是善慧义成的转世。自此以后,广学经教,勤修定慧。年二十二岁(1591),在扎什伦布寺以正法增长为亲教师,受比丘戒。此后数年间,先后往前藏朝礼大招寺释迦佛等,在噶登寺从智自在和虚空幢等,受得时轮金刚大灌顶及时轮略续,大疏等的传承。又从僧幢受《集密四疏合本》和僧海(第二世达赖)著述的传承。又从尊胜吉祥贤听受《五次第明灯论》的讲授传承。又从噶登墀巴正法祥然学习多种觉字的法门传承。同时,他为许多学者讲授多种教法,开展弘法事业。

 

二十三岁至三十岁,住后藏闻寺。应寺中诸大德的请求,宣讲《菩提道次第略论》,这时他经常住在山里,一面修持一面阅读《现观庄严论》、《宝性论》、《中观论》、《宝鬘论》、《六十正理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菩提道灯论》等许多重要典籍。

 

三十一岁(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季到赛举寺从佛海学曼殊金刚,红黑两种大威德,三派能怖威德等无上瑜伽部法、金刚界、吉祥顶等瑜伽部法,《毗卢遮那成佛》、《金刚手灌顶》等行部法,立三三昧耶、尊胜摧坏、大白伞盖、光明天女等事部法,总有四部密法的三十多种灌顶及多种修法。

 

在赛举寺从佛海受学密法以后,归途又往布敦的霞炉寺朝礼圣迹,并到大乐轮寺弘宣佛法,传授罗伊巴派的胜乐灌顶。夏季回闻寺安居。

 

这年秋天,扎什伦布寺殷诚请为该寺住持,十二月初三日,升扎什伦布的法座。三十四岁(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时后藏非常混乱,他密往拉萨,为诸佛像穿金,祈愿消除灭障。以后回闻寺。

 

这年秋天,四世达赖功德海(万历十七年、1589生于蒙古)经北路来藏。次年(1604)七月,善慧法幢仍回扎什伦布寺,闭关修时轮金刚承事法。

 

三十六岁(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季到前藏,建设彩绘曼荼罗为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大灌顶。这年又应西藏南部诸寺的邀请,往各处弘法。夏天回扎什伦布寺安居。

 

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迎达赖喇嘛功德海莅扎什伦布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冬,应诸大德的请求,开讲《集密经释》,开启金刚乘道,成立‘密咒院’。

 

万历三十九年(1611),应哲蚌寺的邀请,到前藏为达赖喇嘛和色拉,哲蚌寺诸大格西传授《金刚鬘论》中的大灌顶法。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应达赖喇嘛的请求,往拉萨主持传大招法会,会后并为福善祥活佛和四十多位格西传比丘戒。

 

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大招法会中为达赖喇嘛传授比丘戒。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二月,开始兴建扎什伦布密咒院的大殿。达赖喇嘛功德海在十二月中入灭。

 

万历四十五年(1617),应色拉寺和哲蚌寺大众的邀请,就任两寺的住持。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受西藏西部古格(即阿里地区)之请,到那里弘法四个月。九月,从古格起锡,十一月返抵扎什伦布寺。

 

天启二年(1622),第五世达赖在哲蚌寺升座,班禅为落发,法名善慧海。以后在天启四年(1624),为他传授沙弥戒和长寿灌顶。

 

天启三年(1623),止贡派和帕主派互相争斗,他从中调解。并将大招寺中的观音殿重修一新。

 

天启六年(1626),噶登寺大众邀请他们任绛则法王。于三月初一日到噶登寺升座讲法。

 

崇祯元年(1628)春,到拉萨主持大召寺法会,又到噶登寺讲经,夏季回扎什伦布寺安居。

 

崇祯二年(1629),又到拉萨主持大招寺法会。会后到噶登寺,修建宗喀巴大师塔殿的金瓦顶。同时也修建绛则殿上的金顶。七月回扎什伦布寺。

 

崇祯四年(1631)三月至十月,书写大藏经全部。以后应前藏诸大德的邀请,到拉萨传授金刚鬘大灌顶等,并传比丘戒。

 

崇祯五年(1632)春,主持大昭寺法会,宣讲《本生论》,会后又在哲蚌寺给五世达赖喇嘛等传授时轮大灌顶等法。

 

崇祯八年(1635),开始用纯金书写藏经全部。崇祯十年(1637)十月到拉萨,次年四月,给达赖喇嘛传比丘戒。

 

崇祯十二年(1639)秋,蒙王赛钦法王等到藏请莅拉萨,传授大威德灌顶和文殊法类,修法海等许多随许法。又传授达赖喇嘛《无垢光大疏》(《时轮经》的大疏)等经论传承。

 

崇祯十五年(1642),接受霞炉寺的请求,升霞炉法座。夏季仍回扎什伦布寺安居。

 

清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帝派使臣来藏修福,供养达赖、班禅财施甚多。十一月中培修霞炉寺布敦所建石塔。

 

顺治二年(1645),修建闻寺的大殿。四月,又写金字大藏经全部。并塑诸护法神像。以后历年到各地弘法、修福。

 

顺治四年(1647)秋,清顺治帝差官赠送珠宝绸缎甚多,师都用以庄严三宝。

 

顺治九年(1652)三月,达赖喇嘛临赴京时,善慧法幢到那迦玛送行,又传修《菩提心教授》等多种教法。这时他已八十三岁了,返扎什伦布寺后,虽仍时常讲经说法,作供养法事,但不常出外。

 

明末清初之际,西藏地方派系之间多次发生战争。例如:后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迦玛彭措曩贾父子和红帽语自在法称,嫉视黄教,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迦玛彭措派兵到前藏,拆毁吉穴碉堡,杀害许多藏官,前后藏都很混乱。

 

1610年迦玛彭措曩贾又派兵占据亚觉。1612年,又占领后藏各要寨,遂称藏王。后在1618年又领兵到前藏,驱走蒙古兵,毁坏色拉、哲蚌两寺,驱逐僧众,并在拉萨和哲蚌寺的后山,杀害一千多人。这是黄教寺院遭迦玛派摧毁的一大劫难。

 

光宗泰定元年(1620)秋,蒙古大军重返西藏,将和后藏军队大战,这时地方政府劝请善慧法幢为调停和解。他虽到绒薄觉(地名)进行说和,但未得结果。暂到哲蚌寺居住,并广行救济。

 

熹宗天启元年(1621)七月,藏军屯集在绛塘岗,蒙古马军突然扑来,杀了几百人。师闻说匆忙赶来调解,结果藏蒙两方都以拉萨为共同供养处,由于师的盛名感召,两方立誓不在大招寺金顶光辉照临处打仗。这时,迦玛派夺占的黄教寺庙产业,也都纷纷退还寺主。

 

崇祯十四年(1614),蒙古乱徒劫掠措朴牛群,并侵犯止贡地界,又引起战争,师不顾身命危险又往调解,获得和解,救护了许多人生命。

 

1640年,固始汗法王差人迎请师到拉萨,以便谒见。当时藏王(后藏王迦玛敦回旺薄即迦玛彭措曩贾之子,也极力劝行。于是在四月十八日由扎什伦布起身。这时地方混乱。辗转被蒙军百余骑迎到蒙古兵营中,会见固始汗。固始汗表示七年决不退兵,并请师速往前藏。师遂经北路到拉萨,并到哲蚌寺给达赖喇嘛传授灌顶等法。

 

顺治十四年(1657),对于蒙古军和康巴达贡等争执,加以调解,使双方拘禁的大德等二百多人都得自由释放,地方也得以平息。

 

清康熙元年(1662)二月十三日,大师示寂于扎什伦布寺,寿九师的学问修证,都极高深,所有著述都是发挥经论深义利益时机的言教,现存四函,可分如下七类:

 

1、传纪类十五种;

2、上师瑜伽类四种;

3、显密教授类十八种;

4、密法类三十五种;

5、最密法类十种;

6、密法附传类十五种;

7、杂法类八种。

 

(法 尊)

 

八七 智旭(1599—1655)

 

智旭,字蕅益,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十二岁读儒书,辟释老。十七岁阅袾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不谤佛。二十三岁听讲《楞严经》,怀疑何故有‘大觉’,何以生起虚空和世界,决意出家体究此一问题。二十四岁三次梦见德清,当时德清住在曹溪,路远不能往,因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命名智旭。此年夏秋在云栖寺听讲《成唯识论》,闻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以为疑,因往径山(杭州西北)坐禅,至次年夏,自觉性相二宗的义理一齐透彻。腊月八日,在袾宏塔前受四分戒。二十六岁又在袾宏塔前受菩萨戒。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见当时禅宗流弊,决意弘律。三十二岁开始研究天台教理。三十三岁秋始入灵峰(浙江孝丰县东南十五里),造西湖寺。此后历游江浙闽皖诸省,均不断从事阅藏、讲述和著作。五十岁冬,自金陵归灵峰,仍继续著述。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寂,寿五十七岁。两年后,门弟子将其遗体火化,起塔于灵峰大殿右。

 

智旭生平的著述,经其弟子成时编次,分为宗论和释论两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共十卷;释论包含释经论和宗经论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

 

智旭的学说,综合禅教律而会归净土,同时又融会儒释,是多面性的。

 

智旭的禅,是承延寿、梵琦、真可的文字禅。他参禅的最初动机,是由听《楞严经》和《成唯识论》,于性相二宗教理不能融会而起疑。后来他教人参究,也只是‘究此警起一念,起处无从,全依真性。然真非妄因,何因起妄?真非有外,妄岂外来?展转简责’,以为银墙铁壁话头(《宗论》五之二)。这只是寻求性相会通的推理而已。他常自述学禅经过,力戒‘堕禅病’和‘误中宗门恶毒’;痛斥狂禅暗证,以为‘独自远行不问路程,必定有误’(《宗论》四之三)。主张‘教内自有真传’(《宗论》六之二),自称‘但从龙树通消息,不向黄梅觅破衣。’(《宗论》九之二)。所以他修的禅,后来就会归于天台教观了。

 

智旭于三十二岁注《梵网经》,才开始研究天台教义。他于宋人极推崇知礼的《妙宗钞》,以为不可更动一字。于明人唯称许传灯的《生无生论》。他的天台宗的学说,即是继承这两人的系统的。但他也有与两人不同的见解。关于教判,智旭安立了贯通前后的五时说,修正了《四教仪备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等说法(《教观纲宗》通判五时论)。在化仪四教的秘密教中,他区分秘密教与秘密咒,将一切陀罗尼章句收于秘密咒下,这也与台宗旧有教判不同。关于教理,他主张性具善恶与色心双具理事两重三千,与山家的主张完全相同。虽然他有时也说‘众生现前介尔心性,本无实我实法,亦无五位百法百界千如差别相’,略近山外‘理具三千无相’的主张,但不是他的主要思想。关于观法,他也沿用山家的妄心观,以现前一念妄心为止观的直接物件,但更注重实际应用。他与传灯仅曾见过一面,并没有从传灯学教。传灯继承善月、真觉的主张,判《楞严》属于方等,又批判华严宗和禅宗,智旭都不同意,以为台宗应遍摄禅、律、法相,否则就不能成其绝待之妙了。(《宗论》二之五)。他常以《起信论》解释天台宗旨,又用唯识解《起信论》,乃至用唯识解天台教义。在智旭的时代,唯识宗的注疏是很贫乏的。他所根据的有关唯识的著述,主要是《宗镜录》。此录即是会通天台、贤首、慈恩诸宗的,智旭继承了这种思想,也说‘马鸣、龙树、护法同契佛心’(《起信论裂网疏》自跋)。他虽深究台宗,但因不满台宗末流的门户之争,所以一再声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脉’。

 

智旭为纠正宗门流弊,决意宏律,曾遍阅律藏三次,致力于大小乘律藏的疏释和讲说。他著《梵网经疏》依据台宗见解,对于别解脱戒直宗《四分律》,旁采诸家,并参考大乘律。至于主要的著作则为《毗尼事义集要》。在律学这一方面,他可称为元照以后的唯一大家。但他对于戒律重视实践,当时回应的人很少,他为此事非常痛心,在文字里常流露他的悲观失望。

 

智旭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一般净土宗徒,都以为智旭是袾宏的继承者。但智旭平时推崇袾宏的却偏重在戒律,而不在净土,只以净土摄一切佛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教典而重视持名,又主张禅净合一,这些都与袾宏一致而已。智旭所认为净土的要典,都收在《净土十要》内,但其中并没有收袾宏的著作,而特别推崇的却是传灯的《生无生论》和袁弘道的《西方合论》。

 

智旭的净土思想,曾经过几个时期的演变。他二十二岁丧父,闻地藏本愿而发心念佛。这是结合儒家思想为报父母恩而念佛,只是单纯的持名。二十八岁丧母闭关,以参禅工夫求生净土,说‘禅者欲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参禅即净土行’(《宗论》四之三)则又偏重于理持。三十岁至四十岁,他多疏释律部,结坛忏愿,以‘生宏律范,死归安养’自矢。后十年中,他多疏释经论,融通性相诸宗教理,于四十九岁著《弥陀要解》,始形成最后的净土思想体系。

 

智旭于净土三经中主要所宗的是《阿弥陀经》;所以他关于净土教理的主要著作,也就是《弥陀要解》。此书先依天台宗五重玄义方式,说明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实相为体,信愿持名为宗,往生不退为用,大乘菩萨藏无问自说为教相。又以《阿弥陀经》总摄一切佛教,以信愿行总摄《阿弥陀经》一经宗旨。在智旭以前,宋代遵式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已包含了信愿行。传灯《生无生论》更正式提出‘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愿。’智旭所立信愿行,即是继承他们的主张,而加以更深细的阐发。《要解》将信的内容分为:信自(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信他(弥陀决无虚愿,释迦及六方佛决无诳语),信因(散乱称名犹为佛种,一心不乱宁不往生),信果(净土诸上善人皆由念佛得生,如影随形决无虚弃),信事(实有极乐国土,不同庄生寓言),信理(西方依正,不出现前一念心外)。愿的内容是‘厌离娑婆,欣求极乐’。行的内容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六字持名,念念欣厌具足,信决愿切,由此就能历九品生,净四种土’。他主张‘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涉参究’。‘参禅必不可无净土,净土必不可夹禅机’。所以他所宏的是偏重持名的净土教。

 

但智旭又将持名分为‘事持’与‘理持’,说‘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理持就是唯心净土的教义。因此,智旭所说的念佛,有广狭二义:狭义唯指持名,广义即含摄一切佛教。他说念佛三昧有三种:一、念他佛,以弥陀果德庄严为所念境,或念名号,或念相好,或念功德,或观正报,或观依报,如东林诸上善人;二、念自佛,观此现前一念介尔之心,具足百界千如,与三世佛平等,功深力到,豁破无明,如南岳、天台、禅宗诸祖;三、自他俱念,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托彼果上依正,显我自心理智,感应道交自然不隔,如永明(延寿)、楚石(梵琦)(《宗论》七之四)。于此他最推重的是禅教合一摄归净土的延寿和梵琦。智旭最后的净土思想,是将禅宗的参究归纳于天台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他作念佛即禅观论,说‘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忆持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念佛。’(《宗论》五之三)。天台既圆摄一切佛教,念佛也就圆摄一切佛教,持名一法就能统摄一切宗、教、事、理,故智旭晚年的持名是‘以般若为导,以净土为归’,‘以悟道为先锋,念佛为后劲’,悟后起修的持名,与袾宏所说‘无智称念’有别。

 

智旭目睹当时佛教中门户分歧的流弊,所以发扬延寿、袾宏等的思想,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他在理论上融会性相,在实践上调和禅净,而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宗论》二之三)三学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释迦一代时教,为智旭思想一大总结。清以后台家讲教大多依据他的经论经疏,形成了合教、观、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今。后人并奉他为净土宗第九祖。

 

智旭受儒家思想影响处甚多,自称‘身为释子,喜研孔颜心法示人。’他由于读了袾宏的《自知录》始不辟佛,《自知录》就是综合儒佛的著作。对于儒佛的异同,智旭以为约迹约权而说是不同的,儒家所说‘天命之谓性’‘太极生两仪’等都是‘非因计因’的见论;约实约本来说,儒家的圣人都是菩萨化现,方便说法(《宗论》六之二)。他说‘儒禅教律无非杨叶与空拳。’又说‘以禅入儒,是为诱儒知禅。’所以他说儒释一致,事实上是一种化导方便,并不是真将儒释等量齐观的。(隆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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