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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福寺中，在余归来之前数日，亦驻有兵士，至今未退。楼窗前二丈之外，亦驻有多数之兵。虽亦有放枪喧哗等事，但较在福建时则胜多多矣。所谓“秋荼之甘，或云如荠”也。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生平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定论也。余自经种种摧折，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以上之事，乞与子恺一谈。他人之处，无须提及为要）。以后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恺、质平等。其他如厦门、杭州等处，皆致函诀别，尽此形寿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后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恺询问余之踪迹者，乞以“虽存如殁”四字答之，并告以万勿访问及通信等。质平处，余亦为彼写经等，以塞其责，并致书谢罪。现在诸事皆已结束。惟有徐蔚如编校《华严疏钞》，嘱余参订，须随时通信。返山房之事，尚须斟酌，俟后奉达（临动身时当通知）。山房之中，乞勿添制纱窗，因余向来不喜此物。山房地较高，蚊不多也。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1930年）

朽人于八月十一日患伤寒，发热甚剧，殆不省人事。入夜，兼痢疾，延至十四日乃稍愈。至昨日（十八日）已获痊愈，饮食如常，惟力疲耳。此次患病颇重，倘疗养不能如法，可以缠绵数月。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须半月或两月）。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医市药，故费用无多，仅半元余耳（买绿豆、冬瓜、萝卜等）。前存之痧药等，大半用罄，惟余药水半瓶。乞仁者便中托人代购下记之药以惠施，他日觅便带下。因山居若遇急病，难觅医药（即非急病，亦甚困难），故不得不稍有储蓄耳（药名另写一纸）。

如此之重病，朽人已多年未患，今以五十之年而患此病，又深感病中起立做事之困难（无有看病之人），故于此娑婆世界，已不再生贪恋之想，惟冀早生西方耳。阳历九月十日以后，仁者或可返里。其时天气已渐凉（已过白露节），乞惠临法界寺，与住持预商临终助念及身后之事，至为感企！此次病剧之时，深悔未曾预备遗嘱（助念等事），故犹未能一意求生西方，惟希病愈，良用自惭耳。今病已愈，乞仁者万勿挂念。

（1932年）

近得子恺函，悉仁者殇孙，境缘恶逆，深为叹息！若依佛法言，于一切境，皆应视如幻梦。乞仁者常阅佛书，并诵经念佛，自能身心安宁，无诸烦恼。则恶因缘反成好因缘也。

（1938年）

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1942年）

致李圣章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

凡油画、美术书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贝山（距富阳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缘，乃决意他适。于是流浪于衢严二州者半载。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涟。三月如温州，忽忽年余，诸事安适；倘无意外之阻障，将不它往。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音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着述之业终其身耳。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各省相较，当以浙江为第一。附写初学阅览之佛书数种，可向卧佛寺佛经流通处请来，以备阅览。拉杂写复，不尽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