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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19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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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佛教的倒流(15)

至于为什么只有中国高僧才能发展佛教义理,才能“倒流”回印度去,这要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着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待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连极端抽象的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史也表现出来了这个特点。《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这一点我在上面仔细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梁启超对中国人智力方面特点的观察,我看也值得我们重视。他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那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的“独悟”问题。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晋代高僧道生。道生孤明先发,立善不受报和顿悟义,他认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而受到旧学僧党的责难。后来《大般涅槃经》从印度传来中国,里面果然提到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与道生之说若合符契。梁启超认为“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他由此想到中国人富于研究心,中国人有“创作之能”。见《饮冰室佛学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11页。他这些意见同《含光传·系》里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同,足征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就是独有中国高僧能发展印度佛教义理,“倒流”回印度去的原因。

我探讨佛教“倒流”问题,到此结束。

1991年12月21日写毕

补充

文章写完,偶检佛典,又看到一点资料,与本文有关,亟录之,以作补充。

《景德传灯录》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四十三人,其中有“西印度堀多三藏”介绍原文如下: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台,至定襄县历村,见一僧结庵而坐。三藏问曰:“汝独坐奚为?”曰:“观静。”三藏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观自静。”彼僧茫然,莫知所对……三藏曰:“我西域最下招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终。51,237a。

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在顿悟大师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传法弟子了。《列子》与佛典《列子》与佛典本文原题为《〈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编入本书时改为现标题。——编者注

《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第58页。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第15~16页。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第54~56页。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龠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卷八,附《释文》卷二,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言》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九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第1053页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 (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第619页。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第5l页。,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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