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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了，将越南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她离开河内回到顺化她原来的佛学院。我很高兴，因为她和我将在祖国的同一边，北纬 17度以南，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我给她写了信，一如既往地给予全力支持。很多难民——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从北方迁居到南方。那是国内一段极度混乱的时期。我写了几本关于人世佛教的畅销书。 1954年，一家报社邀请我写一系列关于佛教的文章，以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些文章被以大幅标题登在报纸的头版，诸如《佛教和上帝的问题》、《佛教和民主的问题》，显示了佛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和适应时代的宗教。

    那一段时期，佛教机构也不稳定。我受安全佛学院（ An Quan Buddhist Institute）的邀请去开设一门新课。安全佛学院是越南最有声望的佛学院之一。我们年轻的比丘和比丘尼想实践一种佛教，这种佛教应该是生机勃勃的，能够表达出我们心最深处的需要，能够帮助实现和平、和解以及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受佛学院委员会之托，开设一门新课，对我来说是实现我们梦想的大好时机。于是我召集了几百位年轻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其他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们创造了一种充满希望、信任和慈悲的氛围。佛教寺庙联合会的负责人曾参加过一次我们的会议，并倾听了我们年轻出家人对祖国佛教的深切希望。

    当我谈到把佛教带入社会的方法以及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修行方式时，很多人哭了。我们头一次开始看到了希望。

    我们建议安全佛学院的课程不仅应该包括基础佛教教义部分，还应该包括西方哲学、语言、科学和其他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社会和当今世界的学科。沉浸在我已经梦想了那么长时间的情景中是令人振奋的。当然啦，我们也遭到了保守的佛教高层人士和不愿接受变革的居士们的反对，但是我们却赢得了年轻的出家二众和年轻居士的支援，最终，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开始出版一本杂志，它的名字叫做《夏季第一朵莲》（The First Lotus of the Season），寓示着年轻的比丘和比丘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莲。在那本杂志里，我们以自然、现代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自己。我之所以支持这些年轻的出家人，是因为我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和痛苦。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越南和西方任教。但是她当时不在那儿，她在顺化，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鼓励她，并表达了我的爱，但是我没有收到回音。

    1956年，我飞往顺化。那时我在国内已经以一个关心下一代的佛教导师和作家的身份而著名了。首先，我去拜访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在我的家庙里，我与他共度了两个星期的快乐时光。然后我去看望了家里人，此后又在我最初上学和修行的佛学院过了几个星期。我处处受到欢迎。

                           期待相见

                后来，怎么样了？

    我曾写信给她，说我要来了，我以为她会请求允许在某位师姐妹的陪伴下到我的寺庙里来看望我。那样做是很自然的。相反如果我径直去她所在的佛学院并要求看望她则是很不合适、很唐突的。然而她根本没有来看我，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我才听说她从来没收到过我的信，也根本不知道我在顺化。

    我对她的爱情没有减少，但是它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人身上。我领导着数百位出家二众，从那时候起，我们渐渐发展成几千人。然而那份爱仍在那里，并且变得更强大。 1956年的越南，几乎还没有出家人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而今天，许多出家人同时又是医生、护士、老师、计日服务工等，他们每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慈悲。在梅村，我们的生活也是这种修行的一部分。入世佛教已经广泛地扩展开来了，甚至传到了西方。但是当初它还是新生事物，我不得不致力于著书修行以推动佛教的现实化。

    如果你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请深入地反观自身。“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今天仍在继续。如果你很宁静 ——微笑，专注地呼吸——我知道你必定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执著于我、人、众生、寿者这些概念，你将不能理解我的真爱的本质——崇敬、信任和信仰。维持我们之间的爱的最好的方式是成为真正的自己、好好地成长、建立起深沉的自尊。如果你对自己很满意，你就是鼓励了我们大家，包括她和我。至今她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我的生命里。

    请沉浸到你自己的生命之河中去，看看那些已注入其中、滋养和支持着你的支流。如果你修学《金刚经》，并领悟了我、人、众生、寿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我、人、众生、寿者，那么你将会看到，你就是我，你就是她。请回忆一下你自己的初恋，你会认识到，你的初恋无始无终，永远处于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