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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刚把硕士论文，向学校提出之后，便接到东老人的来信，要我把论文抄一份寄回台湾，送请乐观老法师在《海潮音》发表，这当然是我应做而想做的事，同时也感激东老人对我留日以来的关心如此。
　　其实，我在留日以来的二十个月之中，要想写出如何精彩的论文，殊不容易。因在第一年中，仅在对於日本语文上，已花了很多精力，另外又得赶学校的硕士课程，忙着赶完两年之中必须修完的功课，还得抽时间写些报导日本佛教现况的文字，寄回国内及香港发表。但当第一年的紧张过程刚结束，第二年一开始，就要准备学位论文的撰写了，近世以来的日本论文，完全学西洋方法，学会了很省力，但在从未用过这种方法的人，相当吃力，於是到处找资料，到处拜访请教有关的名学者，加紧阅读，加紧查检各种工具书。不用讳言，直到现在，对於日文参考书，仍得勤於查字典辞书，始能完全读通。在此期间，我曾两度去成田山的图书馆，找明治时代以迄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旧杂志，至於东京都内的佛教学关系大学如东大、东洋、立正、大正、驹泽各图书馆自不用说了。可忧的是 近代日本学者之中，对於《大乘止观法门》这部书的专家，简直没有一个，我的校长，也是我的指导教授本幸男博士，他是正在拿这部书作教本，向我们硕士及博士班讲授的，当他知道我选择了这个论题之时，甚至也劝我另选一个题目。后来他看了我送的两种书，才对我放了心。但我访问另外几位名学者时，收获均不太理想，例如大正大学的关口真大博士，乃是研究天台止观的权威学者，但他对於我写的《大乘止观》，也是爱莫能助。另外一位已逾八十高龄的二宫守人先生，他是天台宗的劝学，然他对於天台以前的本书，也仅对我作了几点原则性的启示。
　　但是，经过六个月的努力，不论写得够不够分量，总算写成了两百数十张原稿的论文。而且大胆地直接用日文写出来。当然，仅以十多个月的语文训练之后，要想把它写得优美，根本不可能，甚至在遣用动词及形容词的变化之时，往往也要闹出笑话来。所以当我初稿写完后，即有一位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教授，为我做了润色的工作，佐藤先生也仅四十六岁，和我之间，互为师友，是我留日以来，最好的日本朋友之一。最后，又有热心的大正大学的牛场真玄先生，为我作更进一步的文字修正。可惜牛场先生为我修正时，我的论文清稿已向学校提呈出去了。然他是日文法的专家，故在他所修正的原稿上，使我看了之后的日文修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说起以上几位日本教授，真是感念无已，他们对於我的论文的关心，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事那样，不但见面时问我，甚至常用电话问我。他们对我的关切，更使我不敢自弃，结果，文章虽然不能真正算是我个人的，论文的内容、资料，是我找来组织成的，文中的思想和考察，也是我自己的。故当本博士及副指导教授野村耀昌博士，看完我的初稿时，就使我得了几句听来很悦耳的话。
　　不用说，日本教授对一个外国比丘说几句鼓励的话，不足为奇，我也不以为这篇长达八万字左右的论文，是一篇够上国际水准的东西，但是敝帚自珍，且为向资助我留日费用以及关心我的师友们，表示谢意，还是把它译成了中文，向诸高贤请教。
　　至於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论题？因为我是中国沙门，我的目标仍为中国佛教的前途。谁都知道，我国佛教，一向注重学行兼顾或悲智双运，以实践佛陀的根本教义或菩萨精神的自利利他法门，古来宗匠，无一不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东老人也尝以宁做宗教家而勿做研究宗教的学者期勉。而在今天的日本，就是把佛陀的教义当作了学术化，把《大藏经》看作研究用的资料，所谓学以致用，他们仅把自己的研究考证的论文，作为谋取职业地位以及生活之资的工具，并非拿来 作为自己修证的指针。实则，若不实修实证，根本谈不上对於佛法的理解，这一点在日本的现代学者们也不否认。因为实际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无法如实修证，所以近世的日本学者之中，仅有资料排比、文字考校、系统整理和历史观点的核对，却没有一个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没有一位伟大崇高的宗教家。例如东京帝国大学的中村元博士，在现前的日本佛教学界，已没有比他出版着作更多的人了，但在日本学术界仅以「资料的宝库」来赞美他，而非大宗教家，此与中国佛教及儒家正统的学者们比较，未免不够深度或厚度了。
　　因此，《大乘止观法门》这部书，在日本虽无专门研究它的学者，却有零星的考证文字发表於战前的一些佛教刊物，他们从文字及浮面的思想架构看这本书，以致怀疑非出於慧思禅师的述作。但是经我的研究之后，这部书确是慧思禅师晚年集其毕生思想的大成之作。在其由教义的疏导而进入教仪的实修之谆谆善诱下，能使一个凡人，深入法海，亲证法性。所以当我研究了它之后，既可向学校的要求缴卷，又可作为自己自修方便的依准。同时，此书在我国教界，弘扬的人也很少，藉此机缘，向国内教界，借花献佛，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九七一年佛诞日於东京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