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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韦兵，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非常流行，人们大量雕造炽盛光经咒以消灾祈福。日本上之坊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卷首扉画是现今所见较早的完整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比著名的宣化辽墓星图早近150年。与敦煌、黑水城等地区发现的黄道十二宫星图比较，可见它上承唐代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并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物证。
【关 键 词】《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
【参考文献】
    [1]李际宁.佛经版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　廖旸.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4,(4).
    [3]　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A].（唐）不空译.大正藏[Z].19卷964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337～338.
    [4]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相国寺万姓交易[A].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A].卷10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杨元真[A].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宋）王明清.挥麈录[A].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A].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　南宋馆阁录续录[A].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宋）赞宁.宋高僧传[A].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　（宋）洪迈.夷坚志•乙•李商老[A].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　（宋）程公许.沧州尘缶编•雁湖先生揆初在旦某以家藏唐画炽盛光如来像一轴祝先生寿说偈云[A].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　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A].（唐）尸罗跋陀罗译.大正藏[Z].19卷966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342～347.
    [14]　赵良声.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J].西域研究，1993,(4).
    [15]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象研究[A].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等.敦煌吐鲁番研究[C].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1～148.
    [16]　廖畅.炽盛光佛再考[A].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艺术史研究[C].第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229～369.
    [17]　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8]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A].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9]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第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175.
    [20]　黄永武.敦煌宝藏[Z].第13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38.
    [21]　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市瑞光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J].文物，1979,(11):24～25.
    [22]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辽代彩绘星图是我国天文史上的重要发现[J].文物，1975,(8):40～44.
    [23]　（俄）萨莫秀克.西夏王国的星宿崇拜——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黑水城藏品分析[J].谢继胜译.敦煌研究，2004,(4):63～70.
    [24]　汤开建.西夏天文学初探[A].《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M].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04～117.
    [25]　史金波，（俄）克恰诺夫.俄藏黑水文献[Z].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
    [26]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大足县政协，大足县文物保管所，等.大足石刻内容总录[A].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522.
    [27]　李远国，王家佑.大足三清洞十二宫神考辨[J].四川文物，1997,(2):37～38.

     《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属佛教密宗经典，有唐不空译本。陀罗尼(dharani)汉译为总持，谓总摄一切诸法，执持无上妙意。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非常流行，人们认为持颂此经咒可以攘除灾星恶曜，如经中所云：“若有国王及诸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凌逼，罗睺、彗孛、妖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或临帝座于国于家及分野处，陵逼之时，或进或退作诸障难者，但于清净处置立道场，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坛场，至心受持诵读，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若太白、火星入于南斗，于国于家及分野处作诸障难者，于忿怒像前画设覩鲁形，厉声念此真言加持，其灾即阴移于不顺王命悖逆人身上受”[3]。当时人们认为九曜皆能致人祸患，必须祠炽盛光佛以禳解，故非常崇信炽盛光佛，产生大量炽盛光题材的壁画、绘画作品。宋代东京大相国寺大殿左壁绘有炽盛光佛降九曜[4]；四川古寺笔寿宁院佛殿内四壁有孙知微画炽盛光九曜[5]；四川大圣觉寺、圣兴寺也有杨元真所画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6]；京郊观音院有炽盛光佛九曜变相[7]；内府中也藏有炽盛光九曜位置小本（所谓位置小本即画样）[8]；以及孙仁、朱繇所画炽盛光佛[9]。当时人们还设立炽盛光坛场以消灾祈福，后唐灵州广福寺僧无迹曾在光启年间传授佛顶炽盛光，并设立道场为帅府韩公消分野之灾[10]。《夷坚志·乙》中李商老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炽盛光经咒去病消灾威力的崇信：李商老因修造犯土，土宿小神作祟，全家病肿，以诵炽盛光咒而解[11]。当时人乃至以炽盛光佛吉画作为礼物为人做寿，宋人程公许就以家藏唐代古画炽盛光如来像一轴为寿礼，此古画内容“巍巍趺座宝莲台，冠佩环趋星拱极”[12]，由此可见此炽盛光题材绘画也是释迦牟尼趺坐莲台，四周十一曜天神环绕如拱极之状，正与开宝刻经星图构图相同。炽盛光经变图像可能是当时设坛作法时所悬挂，《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又称《炽盛光佛顶仪轨》规定了炽盛光佛图构图规则：“当佛前面向佛，右边逐日顺转，安师子宫次女宫（注：原文无“次女宫”，用校刊记中贞元十二年写高野山宝寿院藏本与石山寺藏古写本补，恰合右边六宫之数。）次秤宫次蝎宫次弓宫次摩竭宫，此六宫在佛右边。又从佛后顺转却向佛前，安宝瓶宫次鱼宫次羊宫次牛宫次男女宫次蟹宫，此六宫在佛左边与师子宫相接。当佛背后安虚宿，当佛前安七星宿，于此十二宫外安置二十八宿，各以本宫次第安置”[13]，此经为唐贞元十二年所译，规定此类构图十二宫、二十八宿环绕炽盛光佛，佛前师子宫对应七星宿，佛后宝瓶宫对应虚宿，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准确对应，即所谓“各以本宫次第安置”。这种绘画题材的特点是绘有星宿或星神，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天文史料（注：关于炽盛光佛图案、造像的研究可参见：参考文献[2]、[14]～[16]。）。
      开宝五年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是钱昭庆为其父祈福增寿而于四月八日浴佛节日印造，卷尾题记：“□□□□□钱昭庆发心印造《炽盛光经》一藏，散施持颂，所构胜因，乃叙凡恳。伏愿先将巨善上赞严亲，润似海之幅源，益如椿之运数。”（[1],32页）古人常以椿树代指父亲，萱草代指母亲，此处严亲联系下文当指父亲。于浴佛节日雕造炽盛光经以消灾祈福应为当时信士之风俗。
      开宝刻经星图最大的特点是将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完整地画在一起。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星官体系。黄道十二宫源于巴比伦，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黄道是指地球上的人观察太阳于1年内在恒星间所走的视路径。黄道两侧各8度以内的部分称为黄道带，共宽16度。巴比伦人将黄道带分为十二部分，称为黄道十二宫。十二宫从白羊宫（当时春分点所在）开始，太阳每月在天上向东移一宫，每宫30度，1年12个月恰好合周天360度。黄道十二宫后来传到希腊，由希腊传入印度，再随佛教传入中国。据今人研究，最早提及黄道十二宫的是隋代耶连提耶舍所译《大乘大方等日藏经》，后来译的佛经《宿曜经》、《七曜攘灾诀》、《支轮经》等均提到黄道十二宫，但十二宫的译名此时尚未固定，如双子座在《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译为双鸟，《宿曜经》译为男女，《七曜攘灾诀》译为仪。10世纪初五代道士杜光庭的《玉函经》所载十二宫译名与今译已非常接近，宋代《武经总备》、《理气心印》等均沿袭《玉函经》的译名（[17],394～395页），说明十二宫译名在五代宋初已基本定型。
      黄道十二宫的图像也随之传入中国。从现存材料看，最早的黄道十二宫图像见于1974年西安柴油厂唐墓出土的雕版古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咒，保全断其为初唐（约7世纪中叶）的印刷品，仅见天秤、巨蟹、天蝎三宫，其余则由于印本模糊残缺而不可见（[17],395页）。黄道十二宫星官系统进入中国后即与中国本土二十八宿星官系统发生交流而共同出现在星图上。黄道十二宫系统是以黄道为准，最初是用来描述太阳在恒星间运行的位置。二十八宿系统则以赤道为准，各宿沿赤道分布，各宿所占广度不一，二十八宿合度，最初是用以描述月亮在恒星间运行的位置。这两个系统是东西两种不同的划分天球以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体系，随着佛教传入，东西两种不同的星宫体系发生了接触。唐《大衍历经》注文讲到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天竺所云十二宫者，即中国所谓十二次，郁车宫者，降娄之次。”（[17],394页）夏鼐先生认为郁车乃梵文白羊后半部分译音，降娄之次在二十八宿的奎、娄、胃，正与当时白羊宫位置相当（[18],46页）。陈遵妫参考梅文鼎、江永的推算，列出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与十二次完整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19]：
      白羊宫——降娄、大梁——奎、娄、胃
      金牛宫——大梁、实沈——胃、昴、毕
      双子宫——实沈、鹑首——毕、觜、参、井
      巨蟹宫——鹑首、鹑火——井、鬼、柳
      狮子宫——鹑火、鹑尾——柳、星、张
      室女宫——鹑尾、寿星——张、翼、轸
      天秤宫——寿星、大火——轸、角、亢、氐
      天蝎宫——大火、析木——氐、房、心、尾
      人马宫——析木、星纪——尾、箕、斗
      摩羯宫——星纪、玄枵——斗、牛、女
      宝瓶宫——玄枵、鲰訾——女、虚、危
      双鱼宫——鲰訾、降娄——危、室、壁、奎
      十二宫在民间最大的作用其实是用于星命推算，即以出生之日时十一曜所在之宫推人禄命。敦煌文书P4071“十一曜见生图等历算玄文”就是一则批算星命的神课，其中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共同运用于星命推算之中：“太阴在翌，照双女宫，楚分荆州分野；太阳在角八度，照天秤宫，郑分兖州分野；木星退危三度，照宝瓶宫，齐分青州分野；火星在轸，照双女宫，楚分荆州分野；土星在斗宿，照摩竭宫，吴越扬州分野；金星在角亢次疾，改照天秤宫，郑分兖州分野；水（星）在轸顺行，改照双女宫，楚分荆州分野；罗睺在井，照巨蟹，秦分雍州分野；计都在牛三度，照摩竭宫，吴越扬州分野；月勃在危顺行，改照宝瓶宫，齐分青州分野；紫气在星宿，照狮子宫，周分洛州分野”，文末署“开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人康遵课”[20]。该文只比前文开宝五年刻经晚2年，其中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对应关系是完全正确的。两种星官体系在日常运用中共存，其对应关系人们也很清楚并能熟练运用，所以出现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画在一起的星图就是很自然的。
      最早将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画在一起的是吐鲁番出土的1件唐代星占图残件，学术界一般认为是8世纪的写本。该残件仅存二十八宿的轸、角、亢、氐、房、心、尾七宿名称及前六宿星图，黄道十二宫存双女宫，天秤宫图案及天蝎宫名称（[13],396页）。其中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也是正确的。图中双女宫服饰已中国化，显示中西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流融合。
      现今所见较早的完整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当属开宝刻经星图，它比著名的宣化辽墓星图早近150年。其白羊宫图案为一立羊形，金牛宫为一牛形，双子宫为身着中原汉族服饰男女各一，巨蟹宫为一蟹，狮子宫为一狮子，双女宫为身着汉族服饰的两名女子，天蝎宫为一翘尾蝎子，天秤宫为一中国天平，人马宫为一弓二箭，摩羯宫为一龙首鱼身有翅怪物，宝瓶宫为一侈口束颈鼓腹瓶，插有三支花，双鱼宫为游动的两只鱼。此开宝五年刻经的十二宫图案与唐代星占残件十二宫图案大致相同，与时代稍后的苏州瑞光塔发现的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雕版梵文经咒所绘十二宫图案[21]则共同点更多，尤其是二者均以一弓二箭代表人马宫，宝瓶宫皆为插三支花的侈口束颈鼓腹瓶，而摩羯宫所绘龙首鱼身张翅飞翔的怪物姿态二者非常相似。西方十二宫图案人马宫为一搭弓射箭人首马身兽，摩羯宫为羊首鱼尾兽，宝瓶宫为一女子持瓶倒水。中国十二宫图案与此不同，显示了中国化的特点。唐宋星图中所绘人物、星神衣饰也均已中国化，可见唐宋十二宫图案在中国化这点上有一定的继承性。
      开宝刻经星图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构图的原因，十二宫整个排列为只是近似于圆的桃形，其中天蝎宫与天秤宫的顺序还搞颠倒了；二十八宿错落分布，排列比较随意。同样，景德二年梵文经咒虽然也是二十八宿与十二宫配合的图案，但二十八宿仅以两边各垒叠的十四个神像代替，所绘十二宫呈一马蹄形，且十二宫顺序更混乱。开宝刻经星图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也不正确，不如吐鲁番唐代星占残件和开宝七年康遵批命课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那样对应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刻经星图主要用做装饰，在准确性上就比较随意了。十二宫圆形排列和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准确对应这两个问题要到宣化辽墓星图时才全部解决。据竺沙雅章先生研究，开宝刻经保留了许多唐代写经的风格特点，它与唐代文化的渊源非常密切（[1],33页），我们由此可以认为此雕版开宝刻经星图实际上是上承唐代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
      宣化辽墓星图是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图像以佛教为载体在辽国地区传播的重要物证。墓主张世卿以进粟授右班殿直，卒于辽天庆六年（1116年），生前是虔诚的佛教徒。墓东壁壁画中有侍者为墓主准备诵读佛经的场面，桌上放着《金刚般若经》、《常清净经》。墓顶星图直径2.17米，中心嵌一块直径35厘米的铜镜，铜镜周围绘重瓣莲花，外一周即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各宿均为朱色圆点，以朱色直线连接；又外一周为黄道十二宫，除金牛宫处被盗洞破坏，其余十一宫图案均完整（[18],25～50页；[22]）。双子宫为一男一女，双女宫为二立女，摩羯宫为龙首鱼身翅兽，图案均与唐吐鲁番星占残件和开宝刻经星图一脉相承。宣化辽墓星图比开宝刻经星图晚将近150年，虽同为装饰之用，但宣化辽墓星图比开宝刻经星图更为完善，十二宫排列呈圆形且十二宫与二十八宿对应关系基本正确，显示了150年中人们对十二宫知识的掌握日益准确。
      西夏位于中西交流的要冲，黄道十二宫在这一地区也有传播。敦煌千佛洞61号洞甬道两侧的壁画上均绘有黄道十二宫图。此壁画主题与开宝五年刻经一样是炽盛光佛图，佛像两旁及后面有九曜神像，天空中有黄道十二宫图形。夏鼐先生认为此画蓝本作于西夏时期（[18],47页）。陈美东先生也认为：“其中，双女画成两披发的女子，以服装上看，不像汉人，很可能就是当时西夏人的写真”（[13],494页）。宝瓶宫画成一个插花花瓶与开宝刻经星图一致，人马宫画为一人牵马与宣化辽墓相同。双子宫为一男一女、室女宫为双女、摩羯宫为龙首鱼身带翅怪兽这几点则为几个星图共同具有的中国化的特点。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夏黑水城藏品中有几件描绘黄道十二宫的绘画：编号X2424为绘于11～12世纪的炽盛光佛图，描绘十一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围绕炽盛光佛，其中十二宫绘于画面顶部，左右各六宫；编号X2431ab为绘于12世纪的炽盛光佛图二残片，顶部尚存九宫图案；编号X2481为13世纪以后所绘金曜图，左上绘金牛宫图案；编号X2482为13世纪的火曜图，右上绘一天蝎宫图案[23]。西夏通俗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甲种本载有黄道十二宫中的十一宫名称（缺双子宫）[24、25]。可见黄道十二宫也是西夏地区比较普及的知识。
      黄道十二宫主要出现在佛教题材的文献、文物中，是随佛教传播的一种知识，但在传播过程中，它也被道教所吸收，显示出黄道十二宫向中国文化渗透的深度。前文已论及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在五代道士杜光庭的《玉函经》中基本定型，而四川大足南山五号道教石窟所刻黄道十二宫则为道教吸收十二宫知识的实物证据。此窟名为“三清古洞”，凿造于绍兴年间或更早，主像为道教题材的三清。窟左右壁外侧各浮雕六个小圆龛，内刻黄道十二宫图像，左壁从上至下依次为：（已残），一动物（已风化，大约可辨出是羊），一马，一男一女，一蟹，一狮；右壁从上至下依次为：二女，一秤，一蝎（注：原文作蜥蜴，笔者曾亲赴考察，仔细辨识，当为蝎子无疑。），一人一马，一人持笏立，一瓶[26]。其中，金牛座刻为一马，摩羯座刻为一人持笏而立，与唐宋流行的十二宫图案不同，这可能是一种地域特点。有研究者认为，三清古洞十二宫的排列顺序与西方不同，是道教将十二宫与十二支相配，如寅为人马宫，亥为双鱼宫等，并按十二支的顺序从右到左、从下到上排列，这显示了十二宫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与中国文化的融合[27]。
      综上所述：黄道十二宫产生于巴比伦，经印度以佛教为载体传入中国，同时开始其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二十八宿星官体系相交流，出现了中西两种星官体系共存的状况。黄道十二宫不仅在唐代吐鲁番地区，同时也在宋代中原地区及辽、西夏的广大地域中传播，并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日本上之坊新发现的开宝五年刻经星图上承唐代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并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