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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1年，恩师季羡林先生百年冥诞前不久，我恭赴山东临清康庄官庄村叩祭，家乡的人民和政府修建了庄重高洁的憩园。在那里，恩师、师母和家族的先辈安息在一起。恩师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母亲的身边。

站在恩师儿时嬉水的池塘边，站在恩师儿时攀援的老树下，脑海里浮现出的尽是恩师晚年悲天悯人的眼神。

终其一生，恩师都是一位高校中的专业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纯粹到几无烟火气。

然而，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

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他的思考的“宏大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国学之外，就是“和谐说”了。

恩师对“和谐”的思考有一个似乎未被注意的背景，那就是国学泰斗钱穆先生在台湾去世前，提出中国文化最具价值，并且最能够贡献于世界的是“天人合一”观。恩师经常说：“我很喜欢陶渊明的四句诗，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